无论这些案件的属性究竟是追求利润还是行贿受贿，与投机和走私相关的指控主要发生在1950~1952 年。当时，中国政府正努力实现对经济的控制，并对某些关键的经济资产进行国有化改革。随着国家逐步控制住了国民经济，交易型腐败和追求利润型腐败的数量逐渐减少。经济国有化之后，私营部门基本上不存在了，因此没有人愿意行贿腐败官员。简单来说，社会主义化经济确保了经济活动在国内的正常运作，从而消除了腐败的需求方。因此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交易型腐败和追求利润型腐败基本上消失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来自四川省法院的数据表明，投机活动的高涨时期不仅包括1950~1953 年这个时期，还包括1959~1960 年和1963~1964 年这两个时期。1950~1953 年正好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一时期的私营经济发展受到国家的阻碍。1959~1960 年是“大跃进”运动失败之后的大规模饥荒开始的时期。1963~1964 年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当时毛泽东及部分国家领导人正努力恢复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因为在这之前的20 世纪60 年代早期，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了尽快恢复国家经济并结束“大跃进”运动之后接踵而至的大规模饥荒，曾经一度放松了对市场活动的控制。

因为四川省法院的数据把所有与投机有关的案件都汇总了在一起，包括了非国家行为体的投机倒把活动，所以很难确定在这三个时期内追求利润型腐败的恶劣程度。但案件数据表明，在20 世纪50 年代初，追求利润型腐败案件的涉案官员数量非常多。关于“大跃进”运动之后的一些逸闻性质的记录也表明很多官员的确在1959~1960 年和1963~1964 年这两个时期存在腐败行为。1963~1966 年的那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整肃官员的腐败行为，包括投机倒把。四川省法院的数据还表明，投机案件高涨的时期还有第四个。在1974~1978 年这个时期，投机案件从1974 年的218 件增加到了1977 年的1 258 件，增加了将近50 ％。然而，这些数据也没能准确地表明官员存在投机行为的恶劣程度，无论是在官员独立进行的还是通过与私营部门的投机者勾结进行的案件中。然而，四川省法院的数据却确凿无疑地表明，在毛泽东时代的确有很多人为了追求利润走上了腐败道路。

总体来看，可以公开获取的证据似乎表明，在中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国家控制之下的毛泽东时代，交易型腐败的发生频率远远低于掠夺性腐败。交易型腐败往往发生于政治与经济的交叉范围内，而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国民经济全面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了私营部门，私营部门的经济行为体也就随之消失了，这样一来，交易型腐败的机遇和需求也就减少到了几乎可以忽略的地步。结果，官员就成了腐败高发的群体，官员利用权力挪用国家资产，以便个人使用和控制。在毛泽东时代，贿赂案件的数量也大幅下降，因为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除了私营部门的经济行为体，而这一群体原本是主要的行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