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型和逐利型腐败案件的增加改变了腐败的形式。一些研究认为，随着改革不断推进，腐败进入了新的时期，其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一位孙姓学者提出，在改革开放早期的20 年里，腐败逐渐变得越来越市场化和商业化，程度不断加深，那些对产权分配、投资资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同、商业及法律的执行、税收评估及征税、人事任免等事务有控制权的高级别官员也成为涉案人员。另一位龚姓专家也认为，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的改革为与股市、房地产、金融交易、税收、走私以及她称为“干部企业家化”等问题相关的腐败提供了滋生空间。郭姓的研究员还制作了一个阶段模型，用来演示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如何繁衍了新型腐败。我的观点在上述观点基础上更进一步，我认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腐败不但渗入新兴领域，程度恶化，而且其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不再主要是掠夺，而更多的是对公权力的买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也导致了腐败的市场化，使腐败活动不再局限于政府机构内部，而是越来越向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交界处移动。中国的腐败活动逐渐脱离盗窃国家资源的形式，而趋于滥用公权力为腐败官员和不道德商业行为牟取共同利益。掠夺性腐败行为在中国的一些领域继续存在，在有的情况下，这种赤裸裸的掠夺同在赤道几内亚发生的情况一样。而证据显示，新的腐败形式比掠夺更具寄生性，因为它依附于经济的增长部分而非主要部分。

谈到腐败的寄生性，就会想到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腐败没有恶化到阻碍经济发展的地步呢？一个普遍的认识是，不断恶化的腐败问题最终将走向失控，因为具有传染性的腐败先是成为一种“流行病”，最终会不断扩散并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致命顽疾。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是，不断蔓延的腐败会培植出这样一种文化，即腐败变成官员潜意识中可接受的东西，因为他们会认为，“既然每个人都这样做，那我为什么不能用我的权力换取利益，分得我的一杯羹呢”？另一种解释则是，一旦腐败猖獗到一定程度，它将摧毁所在政权的反腐能力，届时，腐败将迅速蔓延，对其进行侦查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

但如第六章所说，尽管中国改革的深化令国家不断放松控制，从而给非法活动可乘之机并令腐败问题恶化，但中国的腐败并没有恶性循环到失控的地步。相反，当腐败开始恶化时，中国政府先是开展了一系列短期的反腐行动，当这些行动未能有效遏制腐败问题的恶化时，政府又展开了持久的反腐行动。不同于典型的纵容腐败问题恶化的“强盗政权”，中国政府的确已经努力与腐败作战，尽管其努力不算完全成功，也许甚至不算成功，但这个政权尽力与腐败斗争的做法令腐败不至于泛滥到失控的地步。中国共产党持续的反腐斗争起到了调节作用，尽管不够完善，但至少把腐败控制在了一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