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的激流中

1966年5月，川口被从彭县召回成都的省党校，因为“文革”开始了。旋即，他又被在北京的日共代表砂间一良叫到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日共已经与中共对立。在上海，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与毛泽东的会谈破裂。因此，原定由刘少奇和宫本发表的共同声明也胎死腹中。作为日共代表砂间当然与宫本持相同立场。而此前的党代表罗明此时则因赞成中共观点被解除了代表职务。川口被要求表态、站队。

中日两党的分歧主要在两点：第一，是哲学上的“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第二，是在政治上，对暴力革命必要性的态度和对苏联的评价及政策。日共的立场是“合二为一”，否定暴力革命并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虽然当时川口对“文革”的极“左”路线抱有一定的疑问，可是在两党的对立问题上，仍然选择挺中共、反日共，认为日共是修正主义的堕落。这种站队非同小可，意味着要同自己所属的党的中央作对。但川口的态度很坚决，回成都后，又联系了其他的日共党员，大家一致反对日共，并研究、确立了斗争方针：会见驻北京的党代表砂间，阐明日共的错误。但是，对于川口们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联部态度比较暧昧，并未给予明确的支持，显然还是顾虑到与兄弟党的关系问题。

川口来华后，虽然积极参加了从“大跃进”到“四清”等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那基本上都是为了让自己融入中国社会，更深地了解中国的国情。而此次到北京来实际参与了对日共的斗争之后，他觉得可以以此为契机，谋求回国的可能性。抱着这样的想法，川口自然从意识上跟以前有了一定的“温差”，“无论如何，我都避免不了采取旁观者的态度”。8月初，他再次来到北京，住在中联部招待所，但却不能随意走动，甚至无法看中联部的大字报。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升温。9月，好像是住在北京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据说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后来，陈毅外长在怀仁堂在京外国人及其所在单位的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从此老外参加“文革”便具备了政治正确性。

1966年10月1日，川口有幸被邀请出席了国庆节庆典，就坐于城楼下方西侧的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盛大场面。晚上，川口等人被安排与劳动模范们一起观看焰火晚会。

1967年1月27日，在北京的日共左派发表了同宫本显治所主导的日共的决裂声明。日共迅速做出反应，在机关刊物《赤旗》上刊发了对这些造反派成员开除出党的决定。

1967年3月，上海刚刚发生过被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革命，包括川口在内的外宾参观团赴上海了解“文革”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