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只有中日关系习惯上被称为“中日友好”，致力于中日外交则被称为“从事中日友好工作”？进而，在回顾战后中日关系史的时候，人们常常感到困惑：为什么两国关系一旦遭遇挫折，出现倒退，动辄便一退到底？所谓“人民外交”的“滚雪球”式积累，到底有多大的现实性，还管不管用？……对所有这些问题，刘建平的《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以下简称“刘著”）一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而且沿着这个方向，做了相当深入的开掘。从学术上来说，该书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开拓性的。

比较中日两国对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叙事会发现，相对于日本强调国际环境、地缘政治矛盾、美国的世界战略及东西方冷战体制对中日关系制约作用的“美国冷战政策约束论”或“冷战体制决定论”，中国往往以“民间贸易—半官半民—邦交正常化”的发展模式来图解“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发展过程，从而正面评价“人民外交”的重要推动作用，即“人民外交决定论”。尽管这种基于朴素唯物论的量变—质变观可以部分模拟发生过程，却无法还原整个过程，尤其对一些关键性节点和倒退现象的解释，屡屡呈现无力感。譬如，为什么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在1972年9月，而不是更早或更晚？为什么在邦交正常化已逾30年，按说“人民外交”的积累已然高度雄厚的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中日关系出现大幅倒退？盖此“人民”不复彼“人民”乎？

众所周知，对待日本及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中国历来强调“把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即把全体日本人二分为“一小撮”和“广大”两个子集的所谓“区分论”始终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可以对过去的许多重大问题提供一种解释，诸如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初期，邦交正常化之所以无法实现，是日本“一小撮”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右翼保守政治势力长期阻挠的结果；诸如中国之所以在邦交谈判之初，便确立了“放弃战争赔偿”的方针，是出于对日本人民的同情和体谅，考虑到“不给日本人民增添负担”等。这种解释时常呈现出逻辑上的张力，甚至矛盾，往往经不起推敲，而随着历史文档的解密，则破绽百出。

人们通常会想当然地以为，“人民外交”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对日外交方针，其实不然。作为一种指导对日外交工作的“外交哲学”或意识形态，可追溯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日本研究体制和旨在对敌（主要对象是日军战俘）策反的日本人反战运动，而这两项工作，都与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密切相关：野坂参三。

野坂参三（笔名林哲、冈野进），1892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荻市，毕业于庆应大学；1920年在英国加入英共，1922年回日本，参与创建日共，后任日共中央委员；1931年，流亡苏联，同时接受日共中央派遣，作为日共代表出任共产国际执委；1940年春，秘密来到延安，与中共合作，组建日本人反战同盟，开展反战运动。由于野坂拥有日共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的双重身份，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同时又是不可多得的理论家，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据野坂回忆，自己在延安得到与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同等的生活待遇。受周恩来、王稼祥的委托，野坂在既有的日本问题研究室的基础上，全面接管并主持重建了中共的日本研究，涉及日本问题的方方面面，培养了一批后来成为对日外交精英的高水平专业人才。野坂创办的《解放日报》“敌情”副刊（半月刊），是毛泽东的必读材料。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与野坂常常碰头，甚至让野坂住进自家所在的枣园的一处住所，几乎每天都见面。在中共七大筹备期间，毛泽东特别指名把会议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的修改稿呈送野坂，征求意见。党的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讲话之后，野坂代表日共致辞；会议期间，在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报告之后，野坂做了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讲演，后讲稿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与主要领导人的规格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