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19世纪末20初叶日本对华“民间外交”

甲午战争后，日本虽然从中国斩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和台湾、朝鲜半岛的利权，赚得盆满钵满，但内心却有种隐隐的恐惧—害怕中国报复。中国毕竟是东方睡狮，一旦发出狮吼，“蕞尔小国”日本如何招架得住？

因此，日本对中国采取了首鼠两端的对策：表面上，是绥靖政策，但清朝若变成强国的话，日本难免会感到生存危机。所以，日本暗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党，以此来作为牵制清朝的筹码，试图以对革命党的资助，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可这种如意算盘，却赶不上形势的变化。随着清朝末期政治磁场的剧烈变动，日本对华政策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与摇摆。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害怕邻国真正成为共和国，于是，公开支持清廷镇压革命，并提供武器援助，旨在使清朝延命。他们脚踏两只船，暗中派遣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等民间人士赴华，为革命派提供直接的指导和援助，旨在中国革命一旦成功，清朝被推翻，也能确保日本大陆政策的延续性。但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民间人士，体制内外都有一个共通而自觉的诉求，那就是日本“国益”的最大化。

邻国破天荒的革命，在日本社会引发了空前的舆论关注。仅《大阪朝日新闻》一家报纸，从武昌起义爆发的1911年10月10日到翌年3月，便发表了14篇社论，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阐述邻国革命与日本国家利益的利害攸关。更有综合新闻杂志和画报，以特辑、专刊的形式大肆报道，以唤起国民的关心。乃至有学者（汉学家稻叶岩吉）发出了“今天日本的报纸，简直成了革命党的机关报”的感慨。据后世的学者统计，当年日本媒体的规模、数量和对辛亥革命的报道密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对75年后的1986年2月发生的菲律宾政变的报道，足见其影响之大。

大体说来，日本国内的主流舆论主要分两派：“不干涉保全论”和“积极干涉论”。前者以自由主义媒体《外交时报》和《东京朝日新闻》为代表。武昌起义后不久，法学家有贺长雄和文学家三宅雄二郎便分别在《外交时报》上发表了题为《我官民对于中清动乱的态度》和《支那动乱与日本的态度》的社论和评论，力倡“不干涉保全论”。11月6日，《东京朝日新闻》再发社论阐述日清关系，强调“清国的治乱兴亡与我国云之消长有偌大关联”，主张“对清国方针要始终一贯地奉行对内政不干涉主义，对外（列强）保全主义”。12月初，政治学者浮田和民在《太阳》杂志发表论文，主张应促成中国立宪，排除“支那干涉论”，拥护“不干涉论”：关于这个“东方最初的共和国”的国体是非问题，理应“遵从其国民的历史习惯”，实现“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人民自由”的立宪代议制。

所谓“不干涉保全论”，用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家尾崎行雄的表述，即“将来的支那必与我国有商业上的重大关系。考虑到这一层，如果今天对其政体横加干涉的话，将招致支那大多数人民，即汉人的反感，日本将成为其永久的敌人”。可以说，这种战略思维是“不干涉保全论”的主要依据。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从着眼于经济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不干涉论”，在彼时日本的政、财两界，获得广泛的同情。而通过支持革命来获取中国利权的思维，其实正是这种战略的衍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