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学者、《五四运动史》作者周策纵先生尝言：“在中国近代史上，再没有哪个主要事件像五四运动那样引起各种争论，被如此广泛地讨论，可对它的研究却又如此贫乏不足的了。”90多年来，关于五四运动背景与成因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五四运动90周年前的半年，各种回顾、反思文章源源不断，5月4日前后达到高潮。大众媒体纷纷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动员学界资源，动辄以数版、十数版的超大篇幅，或特刊、专辑的形式大做特做。

就笔者有限的扫描而言，印象深刻、令人耳目一新者，是四川民间思想家王康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的演讲“世界图景中的五四。”他认为：“五四运动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全球范围内的刺激反应式的，在东方、在中国、在北京所产生的一个突发事件。这个突发事件却神奇地成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甚至中国精神的元年……五四是被选择的，是被影响和被刺激的。五四的那些先驱们，能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极端地说，演员在中国，剧本和导演都在国外。”王康特别强调了“一战”的作用，“‘一战’为‘二战’洗好了牌”。

王康的一番宏论，刺激了笔者的思考，使我把视线聚焦到中国的周边，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从大背景来说，1918年，历时4年之久的“一战”结束。旨在以欧洲为中心的30多个国家间进行战后处理，重建“国际新秩序”，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时提出了十四点和平主张（即后来巴黎和会上的十四条原则），其目的是建立并操控国际联盟，以期长远地称雄世界。十四条原则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民族自决原则，这在当时被看成是弱小民族可不受大国干涉而实行本民族自决、自治、自立的国际保障，自然受到渴望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山东权益的中国及当时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的拥护和期待，乃至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游行到东交民巷的美驻华使馆前时，甚至喊出了“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

但是，巴黎和会上，一心维护国联“大局”的“威大总统”没能为中、韩的利益主持公道，力挽狂澜，而是怀柔日本，结果本着所谓“民族自决原则不适用于非欧洲国家”的机会主义解释，大国之间达成秘密分赃协定，中、韩空欢喜一场。客观上，这成了后来一直绵延到“二战”后的中、韩、印、埃（及）等亚非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导火索。

对于五四运动，历来有广义与狭义两说。如果把五四运动暂时从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的景深中拉回到“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即唐德刚所谓的狭义五四）的话，我们无法忘记，先于五四的，是韩国的“三一独立运动”，而这两者之间，是有着某种延续关系的（并不仅仅指时间的前后）。

1910年日韩合并，朝鲜民族被日本强行同化，在学校要说日本语，所谓“创氏改名”运动，连祖先的姓氏都要废掉。日本的殖民统治，深深伤害了韩国人的民族尊严，从被置为日本“保护国”的那一天起，民族独立的潜流便在暗中悄然汇集、聚变。就像中国的五四运动一样，三一独立运动的爆发在韩国国内，而起爆器则在日本，东京成了策源地。

威尔逊的十四点主张发表后，旅日韩国留学生深受鼓舞。1919年2月28日，早稻田大学学生李光洙等人召集6 000名留日韩国学生，在位于东京神田的基督教青年会会馆集会，通过了一份独立运动宣言。这个后来被称为“二八宣言”的文本，与其后三一运动中的《独立宣言》相比，完全是一篇战斗檄文，从结尾处“我们的要求如不被接受，定将血战到底”的表达来看，独立运动倡导者最初的姿态可谓高调而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