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内不是没有对苦难却奋斗着的中、韩的同情力量。被称为“大正民主之父”的杰出政治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曾当过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太傅”的吉野作造（1878~1933）就是其中之一。吉野是基督徒，担任过东大基督教青年会理事长，与中国、韩国留学生多有接触，常常从学费等生活层面上关照亚洲留学生。作为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吉野真正做到了站在中、韩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考察从“三一”到“五四”及其背后的发生机制，公然批判日本的侵略政策，敦促日本人反省。

在三一运动刚刚发生后，吉野在发表于《中央公论》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无论是（日本）国民的哪一个部分，都无从找到自我反省。发生针对自己的反对运动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先要有自我反省意识。”而关于五四运动，对屡屡为日本政府所指责的中国社会的“反日”倾向问题，他在《东方时论》中为中国辩护道：“其（中国）所排斥的日本，实际上是侵略的日本……须承认，今日之日本，具有和平的日本和侵略的日本的两面性。”如此振聋发聩的、清醒的声音，居然出于那个时代的日本知识人之口，不仅是对中、韩民族独立运动莫大的理解、支持，另一方面，也足见日本的“对内民主主义”并不完全是虚伪的，其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础，在战前就存在。

吉野对五四运动不仅从理论上、舆论上支持，从行动上也提供帮助。李大钊是吉野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弟子，师生间一直保持着互赠各自编写的刊物的习惯。五四运动翌年，吉野通过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钊邀请北京学生社团成员赴日；而对三一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吕运亨，吉野也在东京与之多有过从，评价其为“值得尊敬的人物”。

从“三一”到“五四”，虽然中、韩共同面对的都是日本，但这两次运动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反日”运动，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国际大气候”和各自紧迫的“国内小气候”。而除了“一战”、巴黎和会、国联等大背景外，中、日、韩东亚三国相互间的倾轧、影响、激励、互动的连锁效应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