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府还真是为企业竭尽全力。德国政府给中国外交部的信函大意是，株机厂对与西门子的合作没有诚意，一方面在共建合资企业，另一方面又与其他公司合作……这封信在中国政府的相关部委内部闹得沸沸扬扬。这事我早有思想准备，所以，对我不利的消息传来，我并不在意。总公司王泰文总经理从北京打来电话，给我极大支持：广深公司要车，我们不能不响应，这是市场行为；同时，对合资企业我们也是支持的，两者并不矛盾。

西方政客说假话的时候多、说真话的时候少，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西方企业会不会沾染这种习气呢？对政府说一套，对企业说一套，西方企业的丛林法则学得特别好，只要企业能够生存，什么手段都可用，至于其他企业是否活得好，那就不需要关心了，适者生存嘛。

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门子公司并无电力机车业务。西门子的铁路业务主要是城市轻轨车辆、铁路信号和铁路机车牵引系统。20世纪80年代后，西门子为了进入电力机车领域，采取了收购兼并的方式。

奥地利格拉兹机车厂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厂，西门子将其100%收购，后将该厂改造成机车转向架的专业生产厂。这是西门子进入新领域进行的专业化布局，该厂生产的最后一台机车竟是株洲合资企业引进的第一台原装车。在与该厂高管的接触中，他们那种对现状被迫认同、对未来一片迷茫、对过去充满怀念的复杂情感表露无遗。深夜，格拉兹的一间酒吧内热闹非凡，格拉兹厂厂长请我喝啤酒，他的情绪并不高，酒吧里几乎全是格拉兹大学的学生。格拉兹大学是欧洲闻名的工科大学，伴随着机车厂而成长，如果以后机车厂没了，那么大学还能招到学生吗？这些狂欢的大学生真是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西门子对德国慕尼黑项目的收购却要曲折多了。克虏伯的慕尼黑工厂，既生产坦克又生产机车，西门子希望与克虏伯合作生产电力机车。一开始双方各占合资企业50%的股份，但由于西门子并不发力，合资企业效益平平，克虏伯顶不住了，将股份转让给西门子，几年下来，西门子的股比由50%逐步提高到60%、80%、100%。此时，西门子开始发力，企业经营状况逐步好转。

西门子这种做法你不能说不对，这种做法也不违法，但受两千多年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种做法，西方人永远不可能理解中国人法律之外的仁义。

西门子到中国来发展会不会故伎重演？1992年，我在株洲所任副所长时就参加了与西门子的合作谈判。株洲所的意图非常明确，合作产品除铁路外，还应包括其他工业产品。当时，争取与西门子合作的还有天津传动研究所。天津传动研究所隶属机械工业部，在传动领域大名鼎鼎。两家争得不可开交，国家计委（发改委前身）做了个折中的安排，以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让西门子在铁路牵引传动领域与株洲所合作，在其他工业领域与天津传动研究所合作。而西门子的这两项技术就在一个部门：工业自动化与驱动事业部，充分体现了产品相似、集中研发、规模生产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