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夫曼笔下的身体表象还告诉我们，惯例并不必然以言辞的形式出现；象征、物体和肢体语言都可以传达惯例。詹姆斯·卡茨（James Katz）和马克·奥克许斯（Mark Aakhus）给出了一个例子：

我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一个建筑工地前停下来，有意无意地总结起眼前的沟通场景。在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发现，在机器轰鸣、热火朝天的混乱景象前，自己可以不费力地找出工头。这是一个将近五十岁的男人，肉嘟嘟的拳头紧攥着一部手机。引起我们注意的并不是手机——工地上大多数工人的腰间都挂着一部手机或传呼机。老板把手机攥在手里，手机粗短的天线向前伸出，好似多出了一个数字。……通过紧攥手机，他表现出自己毫无操起工具或干体力活的意图。他用手机的粗短天线四处指点，好似19世纪的英国军官用马鞭来指挥士兵。（Katz and Aakhus 2002: xx）

在阅读卡茨和奥克许斯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浑然不觉地采取了一种类似的、有效的理由给定策略。读者诸君对此可能也不陌生。我在接电话时，经常有人敲我办公室的（没有窗户的）门。有许多年，我都向来电者解释发生了什么，把电话放下，走到门口，打开门，让来访者稍等，然后重新拿起电话；总来回时间：大概一分钟。在通话时，我还时常放下电话，到手够不着的地方去取一本书、一篇文章或一份文件，这有时又会不小心挂断电话。

有一天我忽然来了灵感，到附近的电器店无线电室（Radio Shack）买了一截二十五英尺长的盘旋电话线，换掉原有的短电话线，这一生活小难题立刻迎刃而解。我现在不仅可以在通话的同时寻找相关资料，而且由于开门时电话仍在耳旁，敲门者立刻知道我在通话中，往往会对打扰表示歉意，且在外等候。我再也无需向对方解释理由。当然，如果来访者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我仍然会放下电话致歉，解释情况，并（根据来电的性质）让来访者在办公室或其他地方等候。但对于大多数来访者，手里攥着的电话已不需要任何言语解释。

如果在大街上打手机时遇见朋友，我就必须采取另一种理由给定策略。如果双方都在打手机，我们一般互相微笑，挥手致意，并继续走路。如果他们之后很可能再见到我，微笑与挥手已足够表明他们现在没时间和我说话。场合对于惯例式理由的给定至关重要。我们至少可以根据下列标准区分有关场合：

从庄严场合（如教堂）到休闲场合（如公园）

从公共场合（如街道）到私人场合（如自家厨房）

从公务场合（如办公室）到亲密场合（如家宅）

从陌生场合（如新城市）到熟悉场合（如老街坊）

想象你自己在任一种场合下忽然感到恶心，想告诉周围的人为什么自己要冲到最近的卫生间。在每一种情况下，原因都是一样的，但适当的理由却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