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最近几十年，嫁妆箱在北美家庭中还是相当普遍。1967年，大学生们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有38%的家庭为女儿备有嫁妆箱。“在某种程度上，”研究者们总结道，“嫁妆箱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反映出年轻女子待嫁的心情，从现实角度看又表现出她们对未来家庭生活未雨绸缪的考虑。”从生日时积攒的勺子、圣诞用的茶杯、复活节枕套等物品可以看出成长中的女孩的价值观与期盼，让我们从家庭用品方面对其婚姻生活有所了解。特权阶级女子的嫁妆箱则有所不同，她们大部分希望寻觅与自己门当户对的配偶。工业革命结束后，资产阶级变得十分富有，他们甚至可以和贵族阶级联姻，因为人们总是希望把社会和经济地位相当的青年男女撮合到一起。年轻女子“进入社交圈”的仪式为这种撮合提供了机会和场合。这些少女通常只有十七八岁，借着参加舞会、宴会和正式邀请的机会步入成人社会。在英国，圣詹姆斯宫的会客室是有身份的年轻女子的首选社交场所，此外还包括其他皇家宫殿、舞厅或者豪华饭店等。

这些女子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跳舞、唱歌或者演奏乐器的场合，借机了解各种社交规则和风俗，顺便展示自己的外貌。当然，这些活动的效果都要受到其父母社会地位、名声、财富以及其本人会给自己的婚姻带来什么好处的影响。

少女们有一个社交季的时间寻找丈夫，在英国是4月到8月，在北美通常是11月到次年1月。早在1748年的美国，费城就有59个家庭为年轻女孩们举行“跳舞聚会”，帮助她们进入社交圈并且找到未来的丈夫。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女孩及其父母会非常失望。她仍然会结婚，但是由于每个社交季节都有新人到来，她会降低择偶标准，其在婚姻市场上的估价也会打折扣。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南部，十多岁的女孩从学校毕业后就要进入社交圈，在那里寻找并取悦心仪的情郎，然后与之结婚，把余生奉献给操持家务和养育儿女，就像她们的母亲一样。从无数女子的日记来看，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虽然她们进入了社交圈，穿着时髦的衣服展示自己的教养和容貌，但是“她们明显表现出对进入人生下个阶段——寻找丈夫——的抗拒”，历史学家安雅·加布尔在《斯嘉丽的姐妹》中写道。

上述抗拒者中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佩妮洛佩·斯金纳，为了避免结婚，她先和人调情并吸引他们，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拒绝那些追求者：在三年的时间里，她赶走了30位追求者。华盛顿特区的劳拉·沃尔特拒绝了三次求婚，她说：“我没有爱上任何人。”和大部分条件优越的女孩一样，佩妮洛佩和劳拉最后都结了婚，不过在婚前的许多年中她们度过了一段自由的“待字闺中”的欢乐时光。

佩妮洛佩最终爱上并嫁给了托马斯·沃伦。他是一位医生，经常因工作关系出国，所以，她经常遭受孤独的折磨：“除了悲戚哀叹，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而你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或者年轻的朋友可以陪伴左右，”她抱怨道，“与你们分离让我如生病一样痛苦——它成功地控制了我——让我变得尽可能地温驯。”劳拉和托马斯·兰德尔结了婚，她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家（“我的心在颤抖……它已经死了……因为这件事我杀死了自己”）——和丈夫搬到了佛罗里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