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虽然对经济市场的监管在朝着更为灵活的方向发展，但权力仍然集中在国家发改委的手中。目前，国家发改委中大概有1 000名专业人士，是中国政府规模最小的部门之一，但吸纳了中国最优秀、最聪慧的人才。有意思的是，该部门的职责与人员质量和日本现已解散的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并没有明显差异，日本国际贸易与工业部是在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间负责管理和协调经济发展状态的精英部门。

与其他职能部委主任一样，国家发改委主任是国务院成员之一，在总理任职期间对其负责。但是，发改委自身还拥有独立的权力，有“中国的小国务院”之称，其“官方职责几乎涵盖国家经济的各个方面”。其内部结构基本上与国务院架构相同，也就是说，国务院内部的每一个部门或者机构，都可以在国家发改委内找到拥有类似职能的微缩机构。但与拥有25个部门的庞大机构不同，发改委的全部专业人士都在北京月坛路上的同一地点工作，而那正是原来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在地。

这种地点上的巧合恰恰突出了国家发改委成立的更深层次目的：协调枝叶繁茂的政府内分散的部门间的关系。这种协调也主要围绕其负责制订“五年计划”的首要任务来展开。这些年来，国家发改委已经形成了一套精密复杂的程序，包括监控现有计划、指导背景研究、复核部门提案、为新计划制定标准、咨询外部专家以及实际起草计划文件。

发改委也并非单一机构。它不仅负责起草“五年计划”，还负责将其贯彻落实。因为“贯彻落实”的定义很广，所以国家发改委实际上渗透包括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等涉及宏观经济稳定的方方面面。虽然国家发改委并没有对金融和货币政策的最终决策权，但是它的意见对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最高决策者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而国家发改委在财政政策中的作用更具决策性：国家发改委在投资项目审批以及为这些项目提供大量资金的国有银行信贷支付上有最终权力。

中国的中央计划不仅仅关注量化指标。与其他国有制经济体的中央计划制订者类似，国家发改委同样关注价格调控，而这或将导致严重的连锁效应。因为若不以现实市场中的供需压力为基础设定价格，而是行政性地决定量化分配，常常会扭曲价格信号。苏联自认为可以通过数学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是从部门和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模型中导出隐含或者“影子”价格，但是市场中常常出现的物资短缺现象也令人们质疑该方法的有效性。虽然中国的计划制订者并不依赖投入产出模型的数理推算，但是国家发改委也同样面临着该如何在如食品、能源、公共事业和珍稀原料等关键领域设定数量和价格的问题。

在这些领域，国家发改委的价格决策反映出经济和社会政策间模糊的相互作用——苏联式的原料供需差异和刚需产品的价格浮动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之间的有效平衡。然而，对于某些关键性食品和其他敏感性商品的周期性短缺问题，国家发改委并不能保证每次调控的价格都准确符合市场需求，这也反映出其在经济和市场监控能力上的薄弱环节。

正如其归属的国务院一样，国家发改委最终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负责。因此，国家发改委的问责制是纵向的，而不受横向的权力制衡。国家发改委的提案需要得到从地方省级官员到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党内各层级的通过。所以，显然所有关于最终方案的争论都不是在党派的基础上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