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的是，正如在第三至第四章中讨论过的，格林斯潘和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受其意识形态所限，使得美国政府无法采取类似中国先发制人的经济战略。而且，格林斯潘的自由市场主义，再加上伯南克抵触戳破市场泡沫的态度，令美国更加追求经济增长。这种经济推动实则是在美国的旧模式上挤出更多增长空间，而并没考虑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刺激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联储在2003~2007年进一步降低银行利率，提供甚至比中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

无须赘言，美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一场近代罕见的巨大规模的危机和经济衰退骤然降临。关于在这场经济灾难中货币政策和调控政策所起到的作用仍然争论不休，不幸的是，再多争论也不过是马后炮了。而这种情况不可能在中国发生：中国国家发改委一定会提前制定出防控危机的战略政策。而相反，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无法起到这种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两个机构在设计上的差异。中国国家发改委积极参与货币政策制定过程，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对于相对独立的美联储在政策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也许由于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与权力脱节，可以为此免责，但对于美国经济而言这并非完美的借口。因为其完全可以在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权力范畴内，制定出探索未来可能性的类似“四个不”的分析框架，这样或许可以与美联储的意识形态的偏执和对风险的否认相抗衡。但是，它并没有这么做。这意味着在美国政府的经济战略职能中其实并不存在权力制衡，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中间调解人的身份也是被架空的。

这对致命的组合——美联储在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在政治上的问题——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害。它们不仅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极大地破坏了对于宏观政策的辩论，而且也妨碍了为了应对迅速扩散的整体经济危机而制定和推行战略政策的过程，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此和中国的对比则具有讽刺意味。近几年来，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战略的影响甚微。自始至终，中国一心一意求稳定发展的决心都是不可动摇的。

好的战略并非一成不变。对于经济体而言，战略需要灵活地适应国内和国外多变的环境，随时面临新的压力。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敏锐地觉察到来自国内的压力不断攀升，而来自外部全球经济的压力相对较弱，因此，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国采取了具体措施来重新调整经济平衡。

与之相反，美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其消费模式。在政治压力以及未能完成促进就业的使命的情况下，美联储重新回归人们熟悉的刺激财富效应的方案，希望能借此刺激个人消费。事实上，美联储是在重新将美国经济引上当初陷入危机的老路。伯南克与他的前任格林斯潘一样，曾着重突出了在实际经济中资产市场和社会总需求间的传递效应。伯南克甚至比格林斯潘走得更远，他还表示采取量化宽松等非传统型政策，对在后经济危机时代的美国经济而言是恢复传递效应的主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