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深谙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经济学家都加入了正和的阵营中。然而，在比较优势理论所提出的年代里，跨境交易大多是可交换的生产商品，而那个年代距今已十分久远。如今，网络的互联性使得过去无法进行交换的贸易变成了可能——从数据处理、软件开发到咨询以及医疗诊断等都包括在内。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下，货币、外包和离岸外包策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储蓄投资不均衡性的影响所起到的作用必须得到更多重视。贸易理论也应与时俱进。

新的全球化趋势使得世界融合的速度和广度远远超过李嘉图所设想的情况。国别化的经济竞争被纵向融合的全球供应链条所支撑的多国贸易而淘汰，全新的生产模式不仅提高了成本效率，而且也对官方的贸易统计数据提出了挑战，因为传统指标已无法获取不同供应链部门的产品分销信息。基于双边贸易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国家间的新型经济关系，尤其是中美间的关系。“中国制造”更多的是一种日益复杂的涉及多个国家和劳动力的组装生产线下的输出产品。

尽管贸易变得越来越具多边性，然而政治状态和政策战略仍然是基于双边关系构建的。例如，美国政府一直将其国际经济困境看成是“中国问题”，但是它却忽略了美国国内储蓄短缺和为了满足其经济增长的过剩的国外储蓄间的重要联系。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正是这种外资流动的直接产物——正如收支逆差所造成的多边贸易逆差一样。这就引出了关于中美失衡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对于一个多边性问题，无法找到一个双边解决方案，尤其是当这个问题还深深植根于美国自身的前所未有的储蓄短缺的现状之中。

学会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宏观经济失衡的双重压力，对于每个国家而言都是不小的挑战。但是在如今日益融合的全球经济背景下，仅关注广阔多边体系下的双边关系是十分危险的，尤其还会威胁到中美这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稳定经济关系。

类似错误还包括西方长期以来过度夸大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忧。西方的学界、政界以及金融界对于中国持续发展的经济奇迹一直抱有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像房地产泡沫、潜在的银行危机、过度投资风险、环境恶化、货币操纵、腐败、网络恐怖主义、侵犯知识产权等这些问题，总有一天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脱离正常轨道。

虽然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但是很大程度上都过于片面和夸张。作为迅速发展中的国家，中国正面临着许多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经历过的相同挑战。若一步走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都是重大而深远的。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日益激烈的争论，当然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世界如何面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