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37岁那年，我开始寻找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开展心理诊疗工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发现了一种新的教育哲学，并将其有效地运用于实践，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的生活也和诊疗对象一样，同样也感觉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我和丈夫迈克尔养育着两个女儿，虽然我们雇了个管家，但仍要处理孩子们甩给我们的大部分日常照料工作。当女儿们长大了些，我发誓要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们的生活：我要给她们做新鲜的三明治，如果三明治里的生菜叶看起来让她们没胃口的话，我会把它丢掉；我会给她们洗澡，照顾她们的玩伴；还要像坚强女性的代表海蒂·尼尔森那样，每天早上都会向孩子挥手说再见。和很多接受过我诊疗的母亲一样，我也希望成为一个亲力亲为的母亲。我还有其他的宏伟目标：想继续完成我的本职工作，保持健康，看电影，照料我的花园，至少读一份专业刊物，一周读一本书，外加每天看一份报纸，担任女校家长委员会的主席，烤蛋糕，学习萨克斯管课程……

当然，我更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抓住每一个取得成功的机会：除了完成学校的学习、家庭作业和娱乐之外，她们每周还要参加一次音乐班；如果孩子在学习上遇到了难点，我们会帮她们请家教；小女儿还要练习踢足球。家人的一切安排都会在两个日程表上标注出来，一个是挂在厨房里的大日程表，另一个是我自己包里的小日程本。没有任何时间可供她们自己去挥霍。

我平日里都是早上六点一刻起床，为孩子们准备带到学校去的午餐便当，然后让她们拼车出发，随后与朋友健身或是竞走，然后去工作。到了下午四点，孩子们下课回到家，我已经感到很疲倦了，到了晚上十点我近乎处于崩溃状态。我本来并不想要这么疲惫，我希望与我的丈夫共度夜晚的美好时光，看电影，做爱，聊聊每天身边发生的琐碎小事。每个晚上，我都对丈夫发誓下一个晚上留给他的时间会再多一点，但是当那晚到来时，我又变成了一个躯壳，疲惫带走了我的激情。

尽管感觉筋疲力尽，我还是无法酣然入睡。我常会在半夜醒过来，往往一看闹钟，发现指针总是无情地指着1点25分或3点30分。白天我用一整天的时间来想我所关注的事情已经根本不够用，现在它们又挤占了我的睡眠时间。偶尔，我还会很高兴自己可以有这样的时间进行安静的沉思，但在更多的时候，我的思索就像一个舞蹈动作设计师一样，会为第二天即将发生的事设计出上百种情景：

大女儿苏珊娜的手工课老师给家里送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明天带上一个卷纸”。我想，老师肯定不是想要卷纸，我猜意思是只要纸芯。我是不是应该把厨房里所有的纸都拿掉，而把纸芯留出来给苏珊娜呢？或者干脆让她不带纸芯直接去学校，但她有可能会被手工课老师给赶出课堂……

我35岁时有了苏珊娜，39岁时又生了艾玛，如果艾玛21岁，我将是60岁。如果我再年轻点，我是不是会有更多的精力去照顾她们呢？当我的两个女儿结婚的时候，我该是多大年纪了呢？或许已经70岁了吧？那时我还会活着吗？我的朋友中似乎没有一个能看到她们外孙女结婚的，那我们又都做了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