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教育最有说服力的捍卫，大概还是阿诺德的同时代人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1852）中，在一个涵盖科学和通常称为“人文”的定义中，他将自由知识描述为：“能够自足于自己的前提，不依赖于其后果，不期待圆满，拒绝任何目标的‘告知’（就是这样称呼的），或任何艺术的吸纳，从而在我们的沉思中，将自己充分地展示出来。”在当今的美国，每一种院校里——从资金不足的社区学院到最富有的常春藤联盟高校，这种教育都岌岌可危。学生压力重重，按部就班，受训生活于一个接一个的任务中，接受残酷的排练和测试，直到最后，胜者脱颖而出。他们鲜有时间进行纽曼所说的沉思。太多的大学极少有所作为去挽救他们，使他们摆脱这种软弱无力的狂热，不至于让自由教育边缘化，或者说仅仅成为一种装饰——如果确实提供了自由教育的话。

在这个方面，尽管先辈有盲从和偏见，但我们还是不要急着说，今天的大学比过去的大学进步。想一想曾经流传于大学、100年前所写的小说《耶鲁的斯托弗》（Stover at Yale，1912）。书中，年轻的耶鲁大学学生宣称：“我要去做我们这个时代男孩子能做的最好的事，我要去混日子。”43 斯托弗说这番话是在久远的过去，他所说的，在我们今天听来，像是悠闲的富人轻蔑地自夸。但是，这里有一种更高贵的意思，“混日子”是口语化的说法，意思就是纽曼所说的“沉思”，它一直是美国人生活的希望的一部分。在那首伟大的富有民主精神的诗篇《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中，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说：“我混日子，邀请我的灵魂一起，我俯首下视，悠闲地观察一片夏天的草叶。”

当然，每一所美国的大学都应该力挽这种颓势，无论我们怎样称呼它。美国的大学，只有在它们向所有在生活吞噬他们之前有能力抓住这宝贵的机会去思考和反省的人——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敞开大门，它们才是真正地忠实于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