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说，文人在18 世纪中叶占据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他们之间或有分歧，但在一件事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应当用十分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和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勾画出重建世界的崭新草图。这些人远离实际生活，因此从来不知对自己的热忱有所节制。

更为麻烦的是，在王权绝对专制之下，普通人也没有问政的权利，毫无政治操作的经验。他们不知事务需要有一定的规矩，以作为“纯理论”的过滤层，因此对文人言听计从。

文人并不参与政治，却享有议论政治的自由，本应作为沟通社会与国家之中坚的贵族和资产阶级长期也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而掌控国家的人却毫无先见之明。他们在自己的职责内精明强干，在把握社会的思想趋势上却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

此时革命一起，引导着它的精神便只有“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了。它醉心于普遍的理论、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而对眼前的现实充满了蔑视。在这种著作的影响下，人们只想按某个统一的方案彻底改革政治结构，完全没有在枝节上修补的愿望。从上至下似乎没有人想到，在作家可以引为美德的东西，对于政治却有可能是罪恶。优美的著作导致了政治灾难，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的“文学政治”，也是柏克在六十年前所讨论的“文人政治”，其尖刻丝毫不亚于托克维尔。

柏克早就看到，法国的文人们对他们的新观念实在是太自信了，一种事物只要是旧的，就有足够的理由将它毁掉。他们以为政府“可以像时装一样换来换去”，丝毫不关心匆忙建立起来的东西能否持续，他们相信一切长久存在的东西，无论是神还是习俗，都是祸害，因此与之处于不可调和的战争状态。持续性不是这些人的目标。

这个“文人阴谋集团”在匡正时弊上极为热情，使他们的思想又产生了一个与对手一样的特点。就像过去那些虔诚的布道者一样，他们沉醉于虚幻的劝人改宗的精神，执着于迫害异己。这种狭隘的、排他性的精神有害于文学和品位，不亚于它有害于道德。这些“无神论的教士们”比他们的对手还要偏执，以僧侣的精神来抨击僧侣。他们为了取胜，甚至可以将阴谋诡计来补充论据与才智的欠缺，不惜以任何方式诽谤和压制不肯与他们同党的人。

读过柏克的人可能会有一种感觉，他为了诋毁法国大革命，对旧制度的吹捧几乎有点儿“肉麻”，这大概也是他与托克维尔最不一样的地方。一般从负面看保守主义的人，多着眼于这些东西，往往忽视了它有批判的一面。

托克维尔和柏克两人所讨论的事情，是一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现象，我们一般把它称为“意识形态时代”。意识形态的威力来自于它具有理性的连贯性，给人以貌似“真理”的感觉。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人们对天命或神意不再相信，为求身心的安顿，便借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为理性，它往往是反历史的；一为历史，它常常抵制理性的过度入侵。这是用来重建现代观念体系的两件强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