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圭恰迪尼生前虽然未将这本《格言集》公诸于世，但它早在1576 年便已出版，到今天算起来也有四百多年了。既然圭恰迪尼也精通权术，读者心中或有一问：他为何不像马基雅维里那样有名？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区区一篇小文是无法交代清楚的。不过这里至少可以提到几个原因。

首先，他们两人都有把政治从神学和伦理学分离出来，为其设想另一套法则的用心。圭氏这方面的表现，用马克思的话说，就像马基雅维里一样是要把政治学从天界拉回到了地面，其智力未必在其之下。但是与马基雅维里不同，圭恰迪尼的政治言说多与眼前的政局相关，缺少他这位老兄在理论上的想象力，格局确实是仄小了一些。

马基雅维里满脑子都是古罗马为他提供的宏伟景观，把心思全用在了如何建立新型的权力体制上，而且这时常与他的爱国主义和共和精神交相辉映。从圭恰迪尼那儿，我们则很少见到这类激情洋溢的宏论。他甚至比马基雅维里更不喜欢泛泛之言，对其怀古之幽情也颇不以为然，曾在《格言集》中不指名地讥笑这位好友说，有人一讲起时政来言必称罗马，就像是拉一头公驴与马比赛，未免“荒腔走板”。对照两个人的文字，不免会让人觉得，与更加务实的圭恰迪尼相比，以提倡“现实政治”（realpolitik）而著称的马基雅维里，反而更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这可以解释《格言集》和《君主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它们都貌似“权术”，术者本无高下，用为小技可雕虫，施于鼎彝则能成大器。《格言集》多是圭恰迪尼从自身经历中拈出的感悟，属于地道的断烂文章，而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开宗明义就表明了对政体加以分类和概括的雄心。圭恰迪尼也讨论共和制、君主制、革新和腐败这类话题，但只是把它们作为经验事实，并无建立范式的雄心。而在《君主论》中，这却是一些更具普遍意义的范畴。马基雅维里运用其罗马知识与个人经验，是为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学思维模式服务的。但是从圭恰迪尼的言说中，我们常能感到他属于一个有政治经验的小圈子，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建构新理论，而是城市的治理术，是如何平衡不同的利益以维持稳定的统治。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圭恰迪尼有着更多的贵族情结，《格言集》里有不少智巧用在维护“荣誉”和“名节”上，便是这种性情的反映。而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显然更具平民色彩。两人对于威尼斯的态度，可以作为他们两人这种差异的典型。在圭恰迪尼眼中，威尼斯堪称精英，协调各种势力实现善治的楷模，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中却对这个城市颇为不屑，认为它的过度商业化已经使公民失丧失了尚武精神。圭氏对佛罗伦萨的“显贵们”（ottimati）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像威尼斯人那样具备免于腐败堕落的“美德”，可是与马基雅维里的“美德”（virtù）相比，它审慎有余而活力不足。令马基雅维里心仪的“美德”，是一种兼具勇猛与狡猾的不凡品质，无论属于君主还是武装公民，它足以同命运抗争，重新塑造一个新的政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