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许知远

更多的知识匠人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无力对变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应。在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价值混乱中，我们听不到他们清晰有力的声音。思维上的普遍混乱与平庸状态，不断提醒人们，整个社会是多么需要知识分子与他们所代表的气质。

“（他们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哈耶克是二十世纪最有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抨击者之一，尽管他在后半生成为该行列中最著名的一员。记者、教师与媒体代表，这些经典的公共知识分子类型，在顽固的哈耶克眼中，就是那些“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在战后那场席卷世界的集体主义潮流中，势单力薄的哈耶克发现这些一知半解的公共知识分子占据着舆论的中心，做出煞有介事却漏洞百出的判断，在整个三四十年代，那么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醉心于斯大林的改革与凯恩斯的方案。

在这种意义上，理查德·波斯纳，美国杰出的联邦法官、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不可置信的高产作家，是哈耶克的继承者。在2002年出版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书中，他继续鄙夷这些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他坚持，专家不应该超越自己的专业发表言论，而那些依靠媒体与出版业生存的所谓知识分子则沦为市场的奴隶，他们的工作质量不敢恭维。他举例说，那些广泛谈论微软反垄断案的“媒体权威”其实根本不了解关键问题所在。同样，广受欢迎的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写作科普读物时也不该涉及人工智能问题，因为他并不了解……总之，受人尊敬的专家兼公众知识分子理查德·波斯纳，除了饶有兴致地为最受媒体与观众欢迎的公众知识分子列出排行榜外（亨利·基辛格名列第一），还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不要自作聪明，对超出专业范围的议题发言。“很不幸,波斯纳同样没办法证明他是知识分子问题的权威”，拉塞尔·雅克比在《洛杉矶时报》书评上反唇相讥。

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拉塞尔·雅克比表达了对美国知识界更深的忧虑，即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消失，它被专业化程度过高、狭隘的学院专家们取代。雅克比心目中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丹尼尔·贝尔、加尔布雷斯、特里林为代表的纽约文人圈。他们用优雅、清晰的笔调关注广阔的问题，致力于为有教养的人群写作，而如今的专家们的意见只有少数的同行可以理解。判断知识分子的标准何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法国人班达的定义更具感染力：“他们的本质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也在用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定义之中，所谓公众知识分子或是学院分子、记者还是大学教授这样的角色定义失去了意义。

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丹尼尔·贝尔这样描述现代文化的特性——宫廷乐师、行吟诗人与修道院的僧侣如今变成广告撰稿人、专栏作家与公共形象设计者。被长期拘禁在牢狱中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以更开放的心态扩大了知识分子的范畴。除了传统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创造了“有机知识分子”这一名词，它意指伴随商业社会而生的人员，他们可能是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律师，他们的工作更多是运用智力而非体力，葛兰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判断在今天显得更为准确。彼得·德鲁克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知识型社会，伴随着官僚体制的崩溃，人们越来越从刻板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他们有了更多的自由，而新型的工作也需要更多的激情、创意。刚刚过去的dot-com风潮似乎正暗示了这股新潮流。彼得·圣吉所说的“学习型组织”风靡全球，学习变成了不倦的、终身性的工作，六十年代的西方青年喜欢说“人人都是艺术家”，我们今天是否可以说“人人都是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