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回到了如何提高人类个人和集体幸福感的问题上。对于那些对未来人类发展，甚至对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能力失去希望的人，他们不太确信集体幸福感的存在，那么，我想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止步于此，而不去探索那个可以带来情感互动和集体管理的更广阔领域呢？如果我们已经从神话意识发展到神学意识、思想意识再到心理意识，而且已经将我们的同感驱动从血缘关系扩展到宗教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关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想象：人类旅程的下一个跨越将进入生物圈意识，将同感延伸到将整个人类作为我们的大家庭，将我们的同类生物作为我们进化家庭的扩展。

交互式通信、能源和物流互联网组成了新的智能基础设施。目前，这一基础设施已经开始以节点形式扩展，像Wi-Fi 一样，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跨越五洲四海，将社会连接到了全球广袤的神经网络中。物联网是将每件事与每个人相连，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它使我们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作为一个延伸的人类大家庭彼此产生同感和进行社交。年青一代通过Skype 在全球课堂学习，在Facebook 上与全世界的同伴们进行社交，在Twitter 上与亿万同龄人聊天，在互联网上在线分享家庭、服装乃至一切事物，在能源互联网上跨州生产和共享绿色电力，在不断发展的物联网上共享汽车、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并在这个过程中将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从对无限物质增长的坚持转到对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承诺上来。伴随这一转变而来的就是人类心理的改变，也就是向协同时代和生物圈意识的飞跃。

协作意识承认我们的个人生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同时，个人的福祉最终取决于我们所居住的更大的社区的福祉。这种协作精神现在已经开始向生物圈扩展。全世界的孩子都在了解他们的“生态足迹”，他们逐步了解到：人类所做的一切（关系到每一类生物）都留下了生态足迹，这将影响地球生物圈其他组成部分的一些人或生物的福祉。他们正在接触这些观点并且逐渐意识到每一种生物都被包含在生物圈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共生和协同关系中，而整个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依赖于每个环节的可持续发展。年青一代也正在认识到：生物圈是我们的整个地球社区，其健康和福祉决定着我们人类的健康和福祉。

如今，青年人通过虚拟和物理空间彼此联系，快速地消除了区分你我的思想、文化和商业界线，而这些界线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社会长久以来的私有财产关系、市场交换和国家边界造成的。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他们看待权力关系的方式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完全不同，“开源”成了他们的信仰。在地缘政治的世界里，人们的对话会暗示其具有“左倾”还是右倾思想。谁应该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问题深入人心。一些人支持资本主义，一些人支持社会主义。但是新一代人很少谈到“左倾”还是右倾，或者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当新一代在判断政治行为时，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范围。无论是政府、政党、企业，还是教育体制，他们会问机构行为是集中式、自上而下、家族式、封闭和专有的还是分布式、合作、开放、透明、对等的，以及是不是一种横向权力的表现。即使年轻人仍然继续利用资本主义市场，他们也在超越这一市场。他们习惯于在网络化合作共享的范围内开展大部分经济生活，就像在市场经济下一样，彼此在社会经济中沟通交流。

他们新发现的开放性推翻了长久以来按照性别、阶级、种族、民族和性取向来区分的壁垒。随着全球网络将每个人连接起来，同感文明正在迅速横向扩张。数亿人（我甚至怀疑是数十亿人）都开始将其他人的经历当作自己的经历，因为同感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终极试金石。虽然表现并不太明显，但是数百万人（特别是年轻人）也开始将他们的同感驱动扩大到生物伙伴中，这些伙伴跨越了种族：从独自生活在极地的企鹅和北极熊到栖息在所剩不多的原始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濒危物种。年轻人刚刚开始发现一个在生物圈中打造同感文明的机会。在这个阶段，预测中希望的成分大过于期待。但是，我们在冥冥之中觉得这种可能必将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