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辛格：在就职演讲中我试图去阐述，历史上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在面对那些迷信的现象时是如何反应的。那些迷信行为，首先在大规模的搜集过程中被展现出来，其本来的目的是要服务于破除迷信，但实际上却对迷信的传播有所裨益。这一事实慢慢地成为一个基本的、有哲学和心理学牢固基础的争论，最后美学意义上的观点获胜，它们在诗歌中带来了超感觉想象上的愉悦，并被描述为民间的传统。

柯尼希：这个就职演说也同时被理解成对这个学科范式的批评，以及对它执著于前现代日常生活中遗留物的批评。

鲍辛格：从本质上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第三个阶段在民俗学中还在继续。如果民俗学者谈到他们自己的经验时，经常出现的一个公式是“那里还存有……”，接下来就是充满激情地证明有哪些遗留物，哪个时代的遗迹。我自己也经历过，如果从传统出发，也可以发现一些引人入胜的解释。比如我自己在上施瓦本和阿尔戈伊（Allg?u）调查的时候遇到过一些人，他们彻底相信巫婆的作用，有时候他们也相信自己知道谁让他们的牛圈遭到损失，谁是巫婆。非常有意思的是，看到有些农民上了那些神秘的“电子牛圈保护神”的销售者的当。这里面也出现了一些古老的魔力巫术的痕迹。

彻费恩：在这些作品中也可以看到鲍辛格自己独特的风格：以叙述的方式来处理一个抽象的研究对象，经常也以通俗的方式走向学术圈以外的听众。但是，其中蕴涵的启蒙性的、解放性的信息，是区别您与通俗的旧民俗学的关键所在吗？

鲍辛格：实际上那些都是公众想有所了解的题目。我对迷信这个话题的讨论，不仅仅限于学术界，我也做了广播讲座，在报纸上发表了小型文章，其中一篇题为《非理性的伎俩》。我不能排除，这些内容之所以乐于被听众读者接受，可能是因为里面包含了某些借助于神秘渠道才得以传承的民间知识。但是其根本的目标的确是启蒙，是深入到细节的启蒙。

柯尼希：让我们再次回到文类和工作方式这个话题上。日常文化的诸多领域中，好像还没有哪一个是鲍辛格还没有涉足过的。我指的是，有些题目即便您没有单列出来系统地讨论，您也会在行文中作为案例提到的。我想到的不光是您对日常语言和非语言交流的研究，也想到了您对服饰、时装、时装理论的诸多研究论文和评论。您最早是为准备通俗学术目的而开始进入这些领域的，后来您的学术思考变成了有分量的研究文章或者书中的章节，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这是鲍辛格的工作方式，即文类之间的转换是他思考研究进程中的一部分。面向普通公众和面向专业读者的写作有什么不同？

鲍辛格：我现在可以说，区别并不是很大，我们专业领域读者的要求并不是非常高。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我一直努力做到在学术交流中也写得通俗易懂，不以生僻的词语给任何人以一头雾水的感觉。我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表明，我能够小心地引证，也能处理原始资料，给出资料出处。但是我从来没法真正喜欢写那些带有无数个如墓碑一样林立的注释，以及那些——用阿尔弗雷德·普尔加（Alfred Polgar）的话——源自“卡片盒的低等出身”的著作。

彻费恩：回顾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图宾根民俗学和文化学发展时，今天被学界公认为有创新质量、成为整个学科记忆有机组成部分的内容，在当时远未被普遍接受。谈到图宾根的时候，人们也一直会对图宾根人的写作风格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