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形态的另一个层面是产权构成。在我们看来，这是居住形态更为根本的方面。住宅产权的由来与界定，表征着居民具有的不同权利身份，因而体现出居民与国家和市场的不同关系，也界定了居民在社会结构中的特定位置。

在改革开放的起始年代，城市住宅的产权形式是比较单一的。这种单一性与当时的“总体性社会”特征相一致。除少量私房外，绝大多数住宅都属公有财产：或者是归单位所有，或者是归地方政府所有。工作单位或地方政府设立专门的房管部门负责房屋的修缮和改造。大多数居民是由工作单位或地方政府分配住房，并缴纳少量房租。在这个阶段，有固定工作的居民体现的是“单位人”身份，无固定工作或不工作的居民体现的是“街道人”身份，两者都被置于各类国家机构的严密统辖之下。

改革开放改变了此种居住形态，造就了城市中不同的、多层级的住宅产权形态。大体上说，将这些产权类型并列起来可以拼成一个完整的谱系：一端是旧住宅体制的残留形态即单位公房，另一端则是在新体制下达到高度私有化的住宅产权形态即商品房2。在这两者之间，则是各式各样的过渡类型，从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到廉租房。

这个广泛的谱系折射出居民与国家、居民与市场和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不同关系。就商品房住宅来说，购买了商品房的居民随即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业主，即所购物业的所有者。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家对房屋所有人的财产权加以保护，也赋予这些业主按照法律的手段保护自有财产的权利。就是说，在产权的基础上，业主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得以界定。在谱系中与此类似的还有经济适用房、“两限房”等房产形态，它们是国家针对某种特定的居民目标，用政策干预市场、平抑价格后推出的房产形态。它们属于不完全的商品住宅形态。

由于产权成为此类住宅的核心界定，因此，当业主们感到产权受损时，就必定会发动维权运动。我们把此类运动称为“权利取向的抗争”。在此类抗争中，运动的目标不是为了保护某种文化价值，而是为了维护住宅产权不受侵犯。由于国家对私有产权保护的法规颁布的时间尚不久远，要使之扎根于日常生活中尚有待时日，因而现实中对业主产权的保护还不尽如人意。相反，屡屡可见的是权力部门，或者是与权力联袂的市场力量对业主产权的蔑视和恣意侵犯，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业主与开发商、物业公司甚至地方政府的激烈冲突。城市业主这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就是在“权利取向的抗争”中成长起来的。此种“权利取向的抗争”构成本研究的重点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把“居住形态”作为一个基本范畴提出来，并且从两个方面加以区分：一是城镇居民住宅的“空间样式”，其与传统文化相关联，在受到破坏时经常引发“文化取向的都市抗争”；另一个是城镇居民住宅的“产权构成”，其与居民的财产权利相关联，在受到侵扰时常引发“权利取向的都市抗争”。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两种抗争类型是互相联系的。例如，对于B市老城区的破坏和改造就会同时激发起这两种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