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万人诉讼”运动为例，它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其行动主义的取向。面对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被拆迁户敢于积极行动起来，形成集团形式，利用法律和法制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声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种集体维权的行动已经超越了“日常抗争”，也超越了“词语战争”，而诉之于构成典型的“公开抗争”的形式。当然，能够实现这一点，在于万人诉讼始终坚持着理性的、依据法律维权的形式。无论是行政诉讼还是集体举报，都是如此（毕向阳，2006：314；施芸卿，2007）。这一公开的、集体的依法抗争成为建构抗争合法性的重要策略，也在原本不存在空间的结构中开辟出一个抗争的空间。

在抗争过程中走向团结，以行动推动政策改变，在这方面，“标准租”私房主的维权运动提供了一个标准的依法抗争案例。他们的特点之一是始终沿着法制的轨道争取自身权益，例如以行政复议促成相关规定的改变。一些私房主维权获得一定的成功也与权力结构的特殊性有关，与其他城市相比，B市有其特殊性的地方，这就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共存的格局，不同层级的政府机构之间存在的距离和不同的利害关系，有时为这些维权者的维权行动提供了一定的余地，而形成了一种“抗争的政治空间”：行动者在抗争实践中，充分利用国家体制内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之间的结构关系，最大限度地争取自身权利的实现。“抗争的政治空间”还表现在行动者对压制抗争与维持社会稳定之间张力的利用上。由此人们看到，正是在B市这个权力最集中的地方，产生了规模最大的都市运动（毕向阳，2006：370）。

行动者以法律为武器，甚至努力以行动促成法律法规的改变，既是出于策略性考虑，也同时体现出行动者的公民取向。这也可以看作对维权运动而言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机会结构”（陈鹏，2010；刘月雯，2010）。行动过程不仅已经或可能导致相应政策甚至法律法规的改变或调整，而且有组织的行动蕴含着改变结构的力量，并导致社会的生产与制度的变革。

（二）从维护产权走向要求实现公民权

居住的政治含义还表现在维权者从对物质利益、财产权、服务等的诉求向公民权诉求的延展过程。

研究发现，新建商品房小区业主对自身房屋产权的维护和抗争是一个走向公民权的实践过程。若从社会学视角观照产权界定的实践形态，会发现产权并不仅仅是标示占有关系及其他关系的抽象符号，而是一个实践的、动态的、循环往复的界定过程。正如沈原所指出的，当业主从空间性和社会性上界定自己的产权时，他们也就从两个层面上开始建构马歇尔（T. H. Marshall）意义上的“公民权”（citizenship）范畴：一个层面是民事权，主要表现为业主占有财产和缔结有效契约以及诉诸司法审判的维权实践，并且在产权形态的基础上被建构成形；另一层面是政治权，主要表现为业主在社区层次上按照民主程序选举业主委员会，创建社区自治的民主机制（沈原，2007；Marshall，1992：8）。将业主维权运动提升到公民运动的高度来进行分析和研究，“从产权走向公民权”这一重要理论命题的政治意义显而易见。

从学理层面对业主维权的概念内涵进行深入解析，是要回答“业主维权到底维的什么权”这一问题。研究表明，业主维权所维护的权利从理论范畴上主要表现为三个基本层次：即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物”权）、社区自治权（“治”权）和公民权（“人”权）。 这三个基本层次不仅代表了业主维权的三种基本形态，而且也呈现出业主维权的三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逐步生长和升华的动态过程。同时，对现有业主维权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有助于进一步明确不同理论视角的聚焦点及其贡献和局限，而更深入的研究，或许可以将其纳入“公民的形成”、“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社会的形成”三个框架之中（陈鹏，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