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类比手段在电影的宣传中也得到了强调。制片人 J. J.艾布拉姆斯称拍摄该片的目的是：“我们活在一个大恐慌的时代。观看一部讲述恐怖的庞然大物袭击我们的城市的电影，则会让观众通过一种安全的、娱乐的过程去体验恐怖。”但是，将《科洛弗档案》看作是增强观众的恐怖免疫力，这一说法不免有些荒唐。艾布拉姆斯在这番话中所用的词汇——比如“过程”和“体验”等都是心理学的术语，这赋予了该片一种治愈的效果。虽然有很多影评人都认为恐怖电影有一种宣泄情绪的创造性价值，但是这种说法其实忽略了恐怖电影的不安分的潜在能量。影评家如史蒂文·沙威罗、卡罗尔·科洛弗和琳达·威廉姆斯都给出了更接近恐怖电影精神的意见。与朱迪思·哈伯斯塔姆一样，他们都认为恐怖电影的快感“存在于屈辱、迷惘、厌恶、恐惧以及暴力之中”。沙威罗提醒我们“任何恐怖电影的爱好者都知道，恐惧本身就是一针兴奋剂和一种强有力的刺激”。

尽管影片《科洛弗档案》最初模仿了 9·11时的恐怖场景，但是精神排毒并非是该片的终极目标。其实，这只是电影营造出的一种氛围。派拉蒙影业公司曾经举办过一场比赛，邀请观众用短片来回答一个问题“当科洛弗怪物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这个问题模仿了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的流行问话，这也是 9·11之后最常被问起的问题。显然，《科洛弗档案》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将这部怪兽电影与这两个历史创伤相提并论。这就凸显了这部电影的真实目的：将苦大仇深的创伤变成了游戏。影片《科洛弗档案》推翻了“9·11不可表现”的定论，它事无巨细地营造灾难场景，但是在那些用力过度的场景中，它完全颠覆了9·11所造成的创伤，同时它也舍弃了创伤所需要的心理深度。影片《科洛弗档案》一本正经地模仿了主流的表现方法，但这却使得观众悲伤不起来；整部影片因戏谑而脱离了伤痕叙述，电影完全脱离了表现9·11的主流方式。这部电影在无意中向我们展示了主流电影一贯的表现手法——黑屏画面和英雄主义，以及这些是如何偏离灾难所带来的真实创伤的。这些主流电影对现实中数以千计的遇难者们的表现手法，同样适用于呈现一个复活的“哥斯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