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的叙述者说：“复述那个时代，你发现如此困难……要回顾过去先得诠释那时代的语汇。”高行健发现了问题，但也遇到了困难。这种困难当然不是外部的禁忌，而是来自他自身的文化毒素，来自纠缠在他自己意识里的幽灵。正是这种附着在词汇上的，因而也侵入了潜意识的文化病毒，成了记忆的根本障碍。高行健反复强调，写作就是要揭示时代和人世的“真相”。而这个“真相”一直躲藏在词语的迷雾之中。高行健倒是没有仅仅局限于讲述历史的故事。这是他比“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高明的地方。高行健关注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人性的分裂状况。在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压抑机制下，人性的本能一分为二：一部分（比如攻击性、趋同心理）转换成了意识，或者说转换成了词语（革命/反革命、斗争、揭露等）；另一部分（爱欲的诉求、寻求安全的逃避心理）则被深深地压抑，沉到了潜意识的暗处。“时代语汇”（意识形态的载体）就这样成了一道厚厚的挡板，将个人的本能压抑在潜意识之中，使记忆消失在历史的黑洞里。重新叙述，就是要突破这个挡板的压抑，重现被压抑的本能生活，从而将潜意识变成意识。高行健如何清理、诠释带有特定意识形态色彩的“时代语汇”呢？他怎样突破它们所形成的压抑挡板呢？

《一个人的圣经》开始于一个童年的梦幻。对这个梦幻的记忆，突然被颓败的历史所中断，被伤害和死亡所中断。外部世界的压抑机制像阴影一样笼罩在头顶上。高行健试图释放被压抑的本能生活（叙事者面对的是异性，回忆的事件中也主要是两性故事），并对这种“压抑”进行批判。偶尔粗野不羁的语言，也道出了某些隐秘的真相。但与达里奥·福、格拉斯等人相比，高行健的语言还是过于理性，过于“知识分子”化。这使他的“潜意识释放”、“还原生存真相”有一种弄虚作假的成分，好像故意较劲儿似的（后面还会分析）。也就是说，在重现本能（爱欲）生活的过程中，他常常显得过于清醒，让一种自以为是的新意识、新语汇过多地介入。其实，这种介入就是一种新的“压抑”和“检查”机制，它们是外部世界、现实政治在内心的影子。梦的呈现被他自己中断了。

文学并不是精神分析，内心的黑暗也不是纯病理性的东西，人类的疾病是一种超越了医术的疾病。因此，他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医生，不如说是恩典。然而，人类最不可救药的疾病就是，他们突然轻而易举地恢复了所谓的“理智”，他们不再癫狂了，他们的语法规整了，他们开始找各种借口为自己的疾病辩解了。他们将自己的疾病强行遗忘，转而成了一个超然的旁观者。这就是高行健所提倡的“冷文学”的全部语义。事实上，“冷文学”提倡的自我救赎，只不过是病毒潜伏期的一个幻觉，其表现形式，就是一连串新造的、与所谓的“时代语汇”和逻辑合而为一的主张、观念、词汇。这在高行健的叙事中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