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将文化分成四类：（1）官方文化；（2）未被官方利用的宗教文化；（3）民间俗文化；（4）东方精神。他认为自己关注的是后面三种文化。20世纪文化病的主要病毒，就是二元论基础上的工具理性，或者说各种形态的目的论和决定论。包含原始文化成分的宗教、民俗，还有以老庄、禅宗为代表的东方精神，的确可以视为这些病毒的克星。从文学上说，这些文化要素，只有成为一种统一的叙事方式，乃至一种存在方式，才有可能通过一种言谈、回忆，去沟通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断裂，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在高行健的行囊中，有两件东西遏制了他的逃亡和漫游，一是女人，二是他自己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思维方式。他并没有融进民间文化，在通往“灵山”的道路上，他总是以一个采风的知识分子身份出现，在冷眼旁观中转述、点评。再换一个角度看，面对文化绝症，《灵山》采用了三种基本的治疗方法：

唤醒法。在古典治疗中，由于面对的是癫狂症，所以，唤醒法就是用理性来压抑激情，以便使病人恢复理智。在高行健这里恰恰相反，唤醒法是用于治疗压抑，刺激肉体的激情的。高行健的叙述者用一些血腥、残暴的故事刺激他的听众（常常是女性），以达到原始文化中那种狂野的表现形式。

戏剧表演法。在古典疗法中，这种方法也带有恐吓和压抑性质。它重现癫狂状态，以到达临界状态，使病人在临界点上回归。在《灵山》中，表演法是唤醒法的延续，让唤起的激情能镌刻在肉体上，让肉体自身行动起来。在上文的分析中，我已经揭示了这两种方法产生的障碍及其原因。

返璞归真法。否定医学的治疗，回到自然中去，回到原始文化中去。这也是《灵山》的一个重要意图。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灵山》最终没有将“返璞归真”当做治疗文化绝症的一个重要方法，而是当作一个暂时的避风港。“返璞归真”毫无疑问不是回到原始血腥、原始欲望中去，而是回到一种乌托邦式的世界的愿望，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混沌的直觉状态，一种自然的生存方式。

即使从叙事层面上看，《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在文化治疗上也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在于，高行健尽管在大谈东方精神，但骨子里并不具备东方精神。他的文体、结构方式、语言表达，充满了20世纪文化绝症的基本要素：工具理性、目的论。与东方精神相关的直觉感悟、语言的多义性、艺术符号的全息性在他这里并不具备。所有这些要素，都成了一个满脑子西方逻辑的知识分子大发议论的调味品。

附记：本文写于2000年12月，曾刊于台湾学术期刊《当代》2001年总161期。首次在祖国大陆发表（2007年北师大《励耘学刊》第五辑）时，对全文进行了字句上的修订，并对第一部分进行了删改，其余均依原样，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