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天的培训班一结束，我已经是京腔京调，尽管还有许多细节需要纠正，但是那个调儿已经大体上对了，我说的已经不再是塑料普通话。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胜利。当我回到长沙台，我一张嘴，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不就是北京人吗？

在我学普通话的整个过程中，培训班是我唯一生活过的普通话环境，剩下的就是我如何在方言环境里不受干扰，继续把普通话学下去。培训班的初战告捷使我信心大增，从此，我下决心在生活中不再说方言，我为此而鼓足了勇气。当我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人面前突然改口用普通话喊爸爸妈妈的时候，那种鸡里面戳只鸭的感觉使大家好不自在：我们家来了一个外人吧？妹妹嘲笑我：哎呀，莫那么一本正经，赫死人（方言：吓死人的意思）！在同学和邻里之间就更尴尬了：昨天说话还蛮正常的，今天就“拽”起来了。我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声明：为了职业，我必须改口，请大家理解；如果硬是别扭，难以适应，我就只有得罪大家了。好在我的同学很宽容，尽管他们非常难受，他们还是忍着听觉神经的痛苦没有把我抛弃。记得有个男同学实在忍不住，就对我说：哎呀勒，徐俐耶，多谢你老人家讲长沙话咯，受不住嘞。我想，最初的聚会一定是变了味儿的，真的不好意思。

有个哥们儿说我，徐俐一旦做件事情，那件事就变得很神圣。对于学纯正普通话，我确实下了相当的工夫，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改语言实际上是改一种思维习惯，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许多东西都会不知不觉地随之改变。比如，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所以我喜欢一切京腔京韵的东西，我练声的时候一个经常唱的段子，就是骆玉笙先生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2003年中央台的春节晚会，我唱了一段单弦，没有二十多年前对京韵的偏好，我断然不敢张嘴登台。与之相反，我排斥所有的长沙方言艺术，比如湘剧、花鼓戏、长沙弹词等等。排斥的结果是，前三十年呆在长沙，唱什么都着调，唯独不能碰花鼓戏，一碰就跑调。现在回想这些，自己都觉得像编的故事。我是从骨子里把方言放弃掉了，在很多年里，无论对谁，我再没有说过一句长沙话，那可是我出生以来就印在血液里的母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