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

（刘奇，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之快，举世称奇。短短的三十多年，几亿人摆脱了贫困，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令国人欢欣鼓舞。但欣喜之余，人们发现，“快”已经成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价值标杆，成为一种浸透人们生活的文化现象。飞奔的中国快车依然一路高歌猛进，千万只脚都踩在油门上，不见一只踩刹车的脚。尽管中央提出“又好又快”的发展要求，但经济社会的运行在“快文化”的左右下，一些方面已经初露动力机制失范、平衡机制缺失、公共秩序失谐、社会理性失控的端倪。我们不禁要问：“快文化”要把我们带向哪里去？

一、是什么孕育了“快文化”

“快文化”起于青萍之末，发于群体共鸣，成于价值导向。“快文化”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一种风靡社会的文化现象，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是多种因素的凝结、多重力量的聚合。

一是“穷怕了”的求变心态促使“快”。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陷于集体贫困，尤其是“三年饥荒”，成为国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挥之不去的梦魇。今天，过去的贫困状态已经打破，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饿怕了”、“穷怕了”的心理障碍却挥之不去，“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加上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穷人总担心哪天温饱又会成为问题，而富人则担心哪天自己的财富会一下子付诸东流，于是，当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推开阻碍发展的“路障”时，“终于逮住机会”的人们，就拼命抢时间，争速度。曾几何时，“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响遍神州。人们争分夺秒，唯恐错过机会，唯恐落在别人后面，快了还想更快，有了还想更有，有些人已经是亿万富翁，但还是心里没底，为挣得更多的财富，拖着病体，还要追星逐月，大干快上。亚健康状态遍及社会，过劳死现象屡见不鲜。在2010年9月14日的《洛杉矶时报》上，曾有人以《中国，因害怕贫穷而奔跑》为题描述中国的发展轨迹，一针见血，值得深思。

二是国际比较的差距牵引“快”。改革开放前，大家坐井观天，自我感觉良好，当时一个普遍的认识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救，有那么多人不如我们，中国人当然很幸福。国门一打开，人们顿时傻了眼，当大多数中国人想求一辆自行车而不得的时候，美国几乎家家院子里都停着两辆汽车。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老百姓急了，政府也坐不住了，赶紧追赶，参照坐标就是发达国家，开口闭口必谈国际接轨，只要发达国家有的，我们也要有。这种追赶，对于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来说，更多地带有急于求成的理想主义、扬我国威的爱国主义和自尊自强的民族主义色彩，使“快”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由于差距过大，别人也在继续发展，我们要在短时间内接上轨绝非易事，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力量去追赶。这种“快”类似于心理学上所说的“爱斯基摩结构”中拉雪橇的“力狗”，拼命追赶，越跑越快，越追不上，越要加速。中国人在这种动力的牵引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速度”、“中国奇迹”和世界吉尼斯纪录。近10年，中国GDP总量接连超过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坐二望一，不少人扳着手指，估摸着何时可以夺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