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贪婪怂恿了快文化语境下的非理性行为。非理性行为又反作用于快文化，为其推波助澜。在1993年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本来上一年已经通过的“八五”计划将经济年均增长率定为6%，但是，当时全国上下都认为这个速度还不够快，不能满足各地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期待。因此，当年的全国人代会决定，将经济增长速度调高到8%。同时还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而且应当搞得快一些”。结果，有条件的快起来，没有条件的，也盲目求快，那一年的经济增长达到14%，几乎是预定的2倍。但由于盲目的“拔苗”，在“助长”GDP的同时，更多的是“助长”了通货膨胀，当年的通胀率达到了24.1%。英国著名学者东尼·吉登斯，通过对全球政治、文化和生活的分析，表现出对快速增长的现实世界的隐忧，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名为《失控的世界》。过去，我们曾经被“大锅饭”时代的“慢”毁坏了一次，今天，我们又可能被“大发展”时代的“快”毁坏一次。花钱买“毁坏”，可谓得不偿失！

六是变异性。在通常情况下，快能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古今中外对“快”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但是超越限度的“快”，结果会发生质的变化。一块石头扔到水里会立即沉下，但如果改变它的运行速度，它就会浮在水面疾驶。《孙子兵法》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在社会生活中，不当的速度也会导致质的变化，使结果南辕北辙。“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是古人经验的总结。大跃进年代所谓的亩产万斤，只是科学家对农作物光合作用的理论推演，决策者以此指导实践，教训极其惨痛。

人们追求“快”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幸福指数，现实中人们发现，GDP的快速增长反而与内心的幸福感背道而驰。2011年6月，中国社科院与首都经贸大学共同发布的《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幸福研究的权威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英格尔哈特教授2011年发布的研究成果指出，在52个国家进行17年的持续性调查中，幸福指数在40个国家中有所增长，只在12个国家中出现了下降，但中国台湾和大陆都占据了幸福感百分数下降最为严重的两个位置，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也排在负增长的倒数第六位。更令人担忧的是，快文化使社会弥漫着一股暴戾之气，人人火气冲天，动辄恶言相伤，甚至拳脚相向。在快文化的推动下，整个社会都在发着高烧，心态失常。更何况，快文化下的发展成果，绝大多数流向精英阶层，在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不健全、不完善的体制下，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结构断裂，就像一场马拉松比赛，人们只盯住跑在最前面的先富精英，鼓掌喝彩，而忽视了尚未起跑的庞大弱势群体。

“快”有规律，“快”要适度，“快”须顺势。当快不快，必生懈怠；不当快而快，必受其害，结果会背离初衷，适得其反。“快”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习惯，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