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两个假定中，亨廷顿忽略了一个基本维度：即现代与传统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他所提到的各大文明中普遍存在。而这种冲突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它集中体现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性进程中；其二，这种现代性进程在除西方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中，极有可能造成这些文明圈的分裂或破裂。在伊斯兰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已造成该文明圈的分裂。而在东亚，在各民族国家中发生的传统与现代冲突直接造成“中华文明圈”的破裂和消亡。

上面对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和中国的扫描就证明了我们的看法：各自的文化民族主义都是以其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每一国家内文化民族主义的出现又都与该民族的现代性进程有关——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中国内部的文化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废科举和新文化运动之后，韩国－朝鲜与越南的文化民族主义兴盛于“二战”之后。显然，独立的现代国家、主动的现代性进程与文化民族主义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

这种必然联系，使我们更倾向于安德森和盖尔纳们从现代性角度来界定“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二人有以下共同假定：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伴随现代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民族是民族主义的想象物；民族主义的想象方式首先是文化的，但更可能演变为涉及政治主权的想象。

有趣的是，安德森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基本动机本来就与东亚地区的现代性进程密切相关。这个爱尔兰裔美国学者1936年出生在中国云南。1958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专攻印尼研究。20世纪60年代在印尼、泰国、东帝汶、菲律宾等地学习调研，高度同情东南亚民族主义。1979年中越战争使他受到极大震撼。“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居然会发生民族战争”，这个发现让他注意到民族主义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随后他在1983年推出了《想象的共同体》一书。

安德森在书中一开始就推出了一个盖尔纳也同意的看法：民族是民族主义的想象物。这种想象不是“捏造”，而是发现和创造。他认为，关于民族的想象首先需要三个基本要素，即“资本主义、印刷术和印刷术所带来的方言－世俗语言共同体”——这三者显然涵盖了现代性进程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他勾勒了一条民族主义在全球的演化线索：第一波是美国为代表的美洲独立运动；第二波是随着拉丁文没落和印刷术普及而兴起的欧洲民族主义；第三波是以沙皇俄国和日本明治维新为代表的所谓“官方民族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第四波是以东亚地区为代表的所谓“殖民地地区民族主义”。最后还有一些潜在的民族主义。

与安德森一样，盖尔纳也认为民族以及民族赖以存在的民族主义是现代性进程的产物。但他更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治内涵：“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民族的单位和政治的单位应当是一致的。”盖尔纳认为这个原则本身就是现代性进程的产物。

为什么安德森和盖尔纳都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现代性进程的产物呢。安德森的说法是，所谓民族（nation）与现代国家（state）的产生是密切相关的。现代国家至少有两个明显特征：其内部是按现代法理体系建立的公民社会；其外部与其他国家的分界也是依据明显的法理体系来界定的。是公民社会，则可能形成关于民族的文化想象；边界的界定清晰，则可能形成关于民族的主权想象。与此不同的是，在前现代时期，整个世界的主要政治文化形式是“宗教共同体”和“王朝”。所谓“宗教共同体”是靠跨区域的信仰、宗教语言和掌握宗教语言的特定知识阶层来控制的。他认为，这类宗教共同体内无所谓“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