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历时式解读的一个误区是：把这两部作品定位于单一的文学表述的范畴内，以撰述时间的先后对它们进行所谓艺术成熟性的进化论式判断，并据此为作品贴上“深刻性”的标签。时间的推演与艺术塑造手法的变革，被视为是作品深刻与否的唯一决定因素。然而，有着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首先并且最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的不懈的审视者与批判者。弃医从文对于鲁迅而言不是一种现实的逃避或个人趣味的取舍，相反，它是鲁迅直面人生更深刻地切入文化现实的更为“激烈”的方式。他无疑意识到了“笔比刀利”（A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从一种隐喻的层面上说，鲁迅始终是带着一颗“冷酷”的医生的心，在文化的病床上为他意识深处的民族的人履行着一个医生的职责。这一职业的抉择本身正说明了思考者的鲁迅向思想家的鲁迅的视界的飞跃。

基于此，两部作品也就必须放置在一种共时性的能动的框架中加以观照，它们既冲破时间顺序的羁绊，又跨出了单一的文学的范畴，从而可以和鲁迅的全部文字组成“互文”，一同展示鲁迅文化观的“整体活动”。在这一“整体活动”之中，文字超越了表面上的差异而达到了意图的一致。

反（返）传统主义

“狂人”与“阿Q”的不可分割，恰是思想家鲁迅对民族性以至人性的本质的痛苦发现。“阿Q”书写着民族性令人绝望的一面，而“狂人”书写着民族性给人希望的一面。正是这种绝望与希望共存的民族性的体认，解释着鲁迅的不懈批判。批判是因为他的绝望，而不懈又是因为他的希望。鲁迅的这一心态正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心态。从这一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文化思潮中的“传统主义”与“反传统主义”便从表面上激烈冲突的姿态下，凸显出了一个共同的动机——为同一文化传统的存在寻找合理性甚至合法性的依据。“传统主义”只在同质的文化价值系统中试图为这一系统本身辩护。“反传统主义”则凌越或反叛了它所要审视的文化传统，从异质的文化价值系统中来投射这一传统，期待这一传统依此种投射的方向行进。他们所试图回答的其实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如何延续这一文化传统的生命。一个采用的是传统中医体内气血自我调补的方法；一个采用的是非传统的西医手术速疗的方法。

钱钟书先生论“反”之意，谓“反”兼二意：一者正反之反，违反也；一者，往反（返）之反也。“反传统主义”在本质上也还是“返传统主义”。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分子“耽恋”中国古籍的心态，除了试图获得一种局外人的超越和冷静外，真正“耽恋”于作为他们生命家园的文化传统恐怕是一种不想承认却又极为有力的解释。要之，正是这一传统与他们审视视角之间冲突性的张力，构成了他们的生存空间。视角的存在前提是它的审视对象，而不是它自身。传统的不可容忍的滞后性，正是它的批判者引以自傲的前瞻性的出场前提。艾伦·布鲁姆说：“自由与归附之间的张持，以及企图企及这两者之间不可能的聚合，乃是人的永恒的境况。”这一人与他所面对的政体间的关系，同样适用于人与他所面对的文化传统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