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任何国家，在几乎所有市场领域中，都会出现这种不对称现象。通常，厂商的数目总会大大地小于消费者的数目，尤其是在厂商中，可能有几家、几十家大企业，却几乎可以占到大半市场份额。按照美国学者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理论，如此小数量的企业，可以方便地联合、组织起来。相反，数量巨大的消费者要组织起来难度却很大：他们太分散了，对于每个人来说，需要投入的成本过高，而收益却很低。因此，相对于厂商，消费者的组织化程度总是要低很多。

这样一来，市场就会被扭曲，即便是在法治、市场健全的国家。因为，组织起来的厂商可以通过游说，让立法机构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让行政部门通过对自己有利的行政决策。而这很显然会让消费者、让其他企业处于不利地位。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第一，消费者、数量较多的行业也组织起来。如果一个社会保障结社自由，则这样的组织总是能发展起来的。某些第三者可以发挥组织的替代作用，比如公益律师。第二，从制度上，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管制、监管，尽可能地做到抽象化、普遍化，从而将个别的、特殊的利益集团进行游说的可能性，控制在最低限度。

听起来有点抽象，那我就直接用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管理的例子来说明吧。任何一个现实经济体都可能发生房地产的畸形繁荣，对此，一般国家都会采用货币政策进行管理。原因在于，房地产价格的畸形上涨，总是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所致。解决的正道就是收缩货币供应，恢复流动性常态。如此，则房价自然回落。这是真正的“宏观”管理，也是抽象化、普遍化的管理手段。因为，货币当局对企业、行业根本不做区分，利率上调会影响所有企业。面对这样的宏观管理，企业组织再严密，也无法进行游说。

中国政府近些年来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与此正好相反。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归根到底是基于对市场的拒斥和对权力的迷信，经济管理当局基本上不使用“宏观”管理措施，比如，不用货币政策，拒绝调整利率，而是频繁地使用各种行政手段或准行政手段。可以说，政府并未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只有一个又一个个别的、特殊的管理手段的组合。

这样的管理会导致诸多严重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给各种各样组织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行业提供了无数游说的机会。非宏观的“宏观调控”会通过几十个政府管理部门、通过几十个省级政府、通过成百个上千的市县政府进行，每个环节上都可能留出宽敞的后门。毫无疑问，必然是那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如国有企业、组织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如房地产企业，对这些调控政策的制定过程具有较大影响。他们可以让必要的调控政策不能出台或者拖延，他们可以弱化它的效力，他们也可以游说政府按照他们的意愿调整政策。其结果是，每一次宏观调控都难以到位，半途而止。其结果，每一次宏观调控，都因为不同人群、企业、行业的力量失衡，而推动经济结构日益趋向失衡。房地产行业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过去十几年来，政府一直在调控这个市场，但现在的这个市场比十几年前更扭曲了。

房地产企业的确贪婪而败德，但这并不可怕。明智的政治家会让贪婪的人、企业没有机会影响决策过程。做到这一点很简单，就是回到教科书所说的管理市场经济的常识。如果政策设计者、操作者拒绝这样做，那么，贪婪的房地产企业将会在一个又一个喜出望外的收获中，更为坚定地扮演人民公敌的角色，且以强者的姿态顾盼自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