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繁复杂的人类活动中，小到个人，大到群体、一个民族，无不受到一种无形力量的左右和支配，那就是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对于人类的个体来说，由于各自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不同，每个人体现出来的行为各异。对于一个群体而言，人们都得遵守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标准，遵循一定的规律行事，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会受到一种无形思想意识的影响和支配，那就是文化的影响。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在我们生活工作的每个角落里，处处可见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我们每个个人及群体到整个人类都概莫能外。当我们研究宁夏文化发展现状，厘清宁夏文化表现形态，或者寻绎宁夏文化发展规律时，很有必要对人类文化的功能定位、发展脉络、生成规律等作超时间跨度和地域跨度的对照，系统地、辩证地、客观地看待地域和民族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之所系、血脉之所依，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基。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一个民族的兴盛，往往是从文化的繁荣开始的；而一个民族的衰败，也一定伴随着文化的衰落。纵观人类历史，每当社会变革动荡，政治制度变迁，必然带来整个文化界的革新，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回顾世界近代史，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没有17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就不可能有西方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就不可能有当年西方的工业革命，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地位。如果没有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就不可能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可能在全球大多数地区确立。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国现代的新文化运动。而每当国家政权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又会促使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汉唐之所以成为盛世，其原因也是因为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所以，一个国家的发展、振兴和强盛，离不开强大的文化的支撑。我们通常说，时势造英雄，英雄可以加速推进历史进程。具体到一些文化名人的影响，他们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文化成就的骄傲，也改变世界文明的进程。雨果说过：“试将莎士比亚从英国取走，请看这个国家的光辉一下子就会削弱多少！莎士比亚使英国的容貌变美。”同样，正因为有屈原、李白、杜甫、陆游、李清照、曹雪芹以及鲁迅、曹禺、冰心等作家，我们的历史文化、国家风貌才显得更具魅力。中外文明史证明，文学使世界增辉，使心灵灿烂，使社会和谐，使人类进步。
思想文化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的思想文化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程，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特色的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从文化史的发展看，承认和尊重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是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每个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都是属于人类全体的，应该为人类所共享。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和古代印度被公认为古代文化的发祥地，而古希腊、古罗马也同四大文明古国一样，对人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般来讲，人们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即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所谓观念文化，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它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意识形态，是介于两者之间而未上升为哲学理论的东西，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所谓制度文化，是指在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制度。它们或历代相沿，或不断变化，或兴或废，或长或短，既没有具体的存在物，又不是抽象的看不见，是一种中层次的文化。所谓器物文化，是指体现一定生活方式的那些具体存在，如住宅、服饰等，它们是人的创造，也为人服务，看得见，摸得着，是一种表层次的文化。
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在两河流域地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发展形成了苏美尔文明。这一地区由于河流灌溉的便利，催生了河流沿岸早期农业的发展，具备了较好的经济基础，史称“肥沃的新月地带”，就是这得天独厚的农耕条件和地理环境孕育了早期的古巴比伦文明。楔形文字是古巴比伦文化创新的代表之作，成为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标志。
尼罗河下游是人类文化产生最早的另一个地区。尼罗河为埃及人带来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水，也让这个地区成了富饶的农耕区。古代埃及人在生产生活中催生了埃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开创性文化发展奠定了必要条件。古埃及人很早就掌握了天文学、公历、数学、建筑、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取得很大的成就。其中一些积极成果如太阳历、几何学等为当代各国人民所沿用。最具代表性的埃及金字塔及其木乃伊，极具艺术水准的服饰和壁画，让人们看到古埃及人较高的科技水平和价值追求，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丰碑。
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在稍后的时间里孕育出辉煌的早期文化。在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气候炎热，雨量充沛，还拥有河水冲积而成的肥沃的河谷，很适合农业发展。所以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里已经具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文化，并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古代都市。印度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是它的宗教性。印度历史上曾先后产生并流行多种宗教：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等等。印度人创立的佛教文化是对人类文化的一大贡献。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不仅对印度本国人民精神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对亚洲人民乃至西欧、北美国家都有影响。佛教遗迹、石窟艺术、美术雕刻、壁画和佛教文学等，组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的灿烂篇章。古印度的哲学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古印度哲学从吠陀教中分离出来，着重探讨宇宙的起源和人的本质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印度最早的哲学体系，史称“六派哲学”，即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吠檀多派和弥曼差派。它们承认吠陀权威，属于正统派。操不同语言并信仰不同宗教的不同民族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使印度文化呈献出举世罕见的多样性。上古印度是东西方的交通枢纽、丝绸之路文化的交汇点，有利的地理位置不仅使其较好地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而且在客观上成为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
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是地中海孕育的海洋文化，作为西方文化之源，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丰富多彩，呈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
阿拉伯人创造了辉煌的阿拉伯文化，阿拉伯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文化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多民族性，二是创新性，三是承担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一时期的阿拉伯在数学、天文学、医学、物理学、化学、建筑学、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最有名的当属文学著作《一千零一夜》（又译《天方夜谭》），内容丰富，叙事生动，反映了阿拉伯境内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显示了阿拉伯人民的高度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成为阿拉伯人民留给世界人民的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
欧洲自500年至1500年的1000年间被称为中世纪，这个时期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最为黑暗的时期。由于蛮族的入侵和定居引起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几乎造成当时欧洲文化的完全毁灭。西欧的封建制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日耳曼、罗马和基督教三种因素互相融合，从罗马灭亡后的废墟上产生、发展起来的。骑士制度同样也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是欧洲在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步产生、确立起来的封建附庸制度。中世纪的欧洲国家是一种松散的领土集合体。在一个国家里，以皇帝、国王、公爵等为最高领主，其他大贵族则以向其宣誓效忠来换取封地——“采邑”，从而成为最高领主的附庸。这些附庸各自又可以拥有从属于自己的附庸，直到拥有少量土地或无地的骑士们，如此便构成了西欧完整的封建等级体系。
西欧中世纪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期，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甚至是黑暗的时期。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中成长起来的日耳曼人诸王国逐渐把日耳曼与罗马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包含于西欧封建制度之下的一系列制度。在中世纪最初的几百年间，基督教士是西欧古典文化的唯一继承者。在修道院的高墙内，在昏暗的灯光下，只有基督教士还在钻研着古典文化的各项成果，毕达哥拉斯的数学著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物理学，都有赖于他们而得以保存。可以说，正是他们“保存了学问的灯光长明不熄”，这时的历史著作《哥特史》《法兰克人史》《伦巴德人史》都为基督教士所作。日耳曼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可是记载他们历史的却是基督教士。
中世纪初期日耳曼人上自国王，下至平民，都是文盲。他们文化上的这种原始状态，使其不可能一下子消受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各项成果，较高文化在蛮族中的普及与提高需要一个过程，而当时有文化的人只有基督教士，这就造成基督教会在中世纪的文化垄断地位。应该注意的是，西欧文化自3世纪以来已经衰落，基督教文化的形成是其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其衰落的原因。
（一）加洛林王朝艺术
随着基督教的转播和深入，8世纪中期～9世纪末，西欧形成了加洛林王朝艺术，这是日耳曼人对基督教、拜占庭和古希腊罗马风格的大规模地模仿与学习，其推动人是查理曼，他大兴宫殿和教堂建筑，成立宫廷学院，要求教会和修道院办学校，开设了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课程。这些学科的设置，自然都与宗教有关，但对于这些学科来说，至少起到了“传宗接代”的作用。在此基础上，11～13世纪，基督教文化发展起来了。
（二）文学诗歌
拉丁文是中世纪西欧普遍使用的文字。拉丁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圣歌”，深沉凝重。例如，一首圣歌的格式是这样：“我信仰圣灵，信仰第一神圣的天主教会……”青年学子们用拉丁文即兴创作为：“我信仰悦目的章琼浆，还信仰酒家店东的酬应……”方言文学经口头创作，以口相传，如文化民谣类有英国的《罗宾汉》，英雄史诗类有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布龙根之歌》，还有贵族抒情诗。方言史诗和方言抒情诗融合发展，就作形成骑士文学，骑士文学歌颂的是“温文尔雅的爱情”，推崇骑士风度：用举止礼貌，谈吐文雅，对女士要温柔体贴，对贵妇要崇拜尊敬。骑士文学描写的往往是骑士爱上了领主的妻子，忠与爱的冲突的贵族文学。对于市民则主要是故事诗和寓言，如法国的《狐狸列那的故事》。其题材经常是讽刺教士，侠士如何聪明机智者战胜强暴。
（三）建筑艺术
这一时期的建筑艺术主要是教堂建筑，11～12世纪初出现罗马式建筑，12世纪中期～14世纪中期形成哥特式建筑，两者均为石结构。罗马式建筑的特点厚墙、圆拱、小窗户，显示出雄伟和强有力的观念，但阴暗的内部又显示出神秘与超世的意境。哥特式建筑的典型是巴黎圣母院。其已属于整体骨架式，立柱，尖拱，小尖塔，彩色玻璃窗，整个建筑高大，罗马式则达不到。哥特式建筑已脱离古罗马艺术影响，高耸入云的尖塔把人的目光引向虚渺的天空，使人忘却今生，幻想来世。哥特式艺术是以基督教思想为中心的，是中世纪西欧文化发展的顶峰。
（四）大学的兴起
从12世纪开始，一些大学纷纷建立。这时建立的大学，一般都同基督教会有关。欧洲最早建立的巴黎大学，就是在大教堂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北部以研究法律著称的波伦那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最早的大学都是在主教批准下建立的。集体授课，赠授学位，毕业时身着教士服装（方帽及黑外衣）都是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大学学位最初是一种教师执照，获得者可得到荣誉或行会工匠师傅那样的权利，大学在形式上也是一种可拥有财产的社团、行会机构，以后逐渐摆脱外界如教会的控制。总之，整个中世纪西欧文化，包括文艺复兴初期在内，都是以基督教为题材、以基督教思想为背景的，可以说，西欧中世纪文化的主体就是基督教文化，近代西方文化的基础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五）教父哲学
中世纪是信仰的世纪。所谓教父，就是基督教会对2世纪以后制定或解释基督教教义、阐发圣经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一些神学家的尊称。教父们吸收了希腊、罗马的哲学思想，写了大量著作，解释圣经，阐发教义，使基督教进一步哲学化、理论化，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神学思想。这些教父中，奥古斯丁（354～430年）在创立基督教神学体系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奥古斯丁把普罗提诺等人的新柏拉图主义与圣经结合起来，对先前的教父已经提出的上帝创世说、三位一体说进一步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原罪说和选民说，从而奠定了比较完整的基督教神学理论体系。
古希腊的人性观认为，人是一个理性动物，任何人只要善于利用其理性，就能使他的生活成功。奥古斯丁抛弃了古典理性主义的人性观，认为人性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类行动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并不是由于个人缺乏远见的那种偶然盲目性，而是人性中固有的永恒的因素。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原罪。根据原罪说，每个人将邪恶的本性随身带进这个尘世，此本第一性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变好的。所以，整个人类都需要救赎，但人又无章力自救，必须依靠上帝和基督。这样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就被人与上文化帝的关系问题所代替，原罪说也就成为基督教救世论的基础。奥古斯丁救世论的中心是教会，教会是上帝所指派的拯救人类的工具，一个人若不能作成为教会的一员绝对不能得救，教会是上帝与信徒个人之间的媒介。同时，教会是一个信仰共同体，它与其他的社会团体都不同，因为它们都与尘世的事物联系着，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共同体才开辟了通向永恒幸福的道路。这种基督教信仰共同体的激进代表，就是欧洲在4世纪初开始的禁欲运动和修道院制度。一些修道士为了追求一种纯洁的信徒社团，决意摒弃一切社会交际和社会责任。然而问题是，大多数基督徒还生活在尘世中，作为一名官员、一个士兵或一个农人，是否还应承担其对尘世社会的责任？由此引出了更迫切的问题：信仰共同体与世俗共同体各自的性质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对这一问题做了回答，他的观点后来成为整个中世纪教会恪守的正统原则。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反映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夕人们由于失望所产生的虚幻理想。进入中世纪，基督教的教父哲学一直占统治地位，直到11世纪。
（六）经院哲学
如果说，晚期罗马帝国的社会思潮是从理性走向神秘信仰，那么，经院哲学的形成则标志着理性的重新兴起。经院哲学是论证、推理基督教神学教义的哲学，是为神学服务的哲学，它把理性和信仰结合了起来。它是中世纪教会学校和修道院所教授的哲学。哲学是讲理性的，神学则讲信仰，搞神学的来讲理性、讲哲学，必将使哲学为神学服务，所以有些书从批判的角度说，中世纪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经院哲学并不十分有利于自然科学的成长，因为它强调内部的存在，不相信感性和经验，转移了人们对具体事物的实际细节和情况的注意力。但另一方面，经院哲学也奠定了随后欧洲思想赖以建立的基础，它使欧洲人养成极其严格而精细的作风，甚至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它要求训练有素的思维，它使世界不损于推理，不怕推理。因此，西欧近代初期才能出现像笛卡儿、洛克、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理性哲学大师。
经院哲学的基础，就是“尽可能把信仰和理性结合起来”。被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伦（1033～1109年）说，我不是为信仰而寻求理解，我是为了理解而信仰的，从而表明他相信人的理性有力量阐明基督教信仰的奥秘，基督教义的真理应该并能经得住推敲。经院哲学的发展和成熟，与11世纪以后西欧城市兴起和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有关，社会生活安定使人们有了自信心，便开始相信自己的理性。同时，这也与12世纪时亚里士多德哲学在西欧的复兴分不开。由于十字军东征，在西方失传多年的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形而上学》《物理学》《灵魂论》陆续被译成拉丁文，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等人的注释也随之在西欧流传，面对当时无与伦比的亚里士多德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基督教会先是怕，即而禁，随之将它吸收进基督教神学中来，而完成这一吸收工作的就是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阿奎那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来论证基督教神学，把信仰和理性、圣经和科学结合起来，从而建立了庞大的基督教亚里士多德神学体系，他的主要著作被恰当的称作《神学大全》。阿奎那经院哲学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重视理性，重视逻辑推理，而不相信感官和经验，认为感官不能达到最高真理——《圣经》。这样，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神学体系就取代了过时的奥古斯丁的柏拉图神学体系，给沉闷僵化的基督教世界带来了新鲜空气和生命活力。对于现代人来说，经院哲学所留下来的最大启示：人需要理性，也需要信仰，理性和信仰不能相互冲突。
14～16世纪是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此，在文化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文艺复兴是这一时期世界文化革命性飞跃的标志，也标志着西方文化完成了从古代文化转入了现代文化。文艺复兴把人们从中世纪神学的桎梏第一中解放出来，引领人们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章序幕，确立了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
文化17～18世纪的欧洲出现的启蒙运动是西方资产阶级继文艺复兴之后，进行的第二次反对教会神权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革新运动，它是文艺复作兴的继续和发展。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用理性的眼光来观察国用家与社会，最终瓦解了欧洲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石，全方位确立起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体系。在这种形势下，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和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英国科学家牛顿万有引力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同样可以应用到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来。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用知识、科学启迪人们的愚昧无知、传统偏见，打破旧的风俗习惯，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各种障碍，为世界范围内建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思想上、理论上铺平道路。回顾历史、放眼世界，在人类漫漫历史长河中，每一次跨越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前行，无不体现着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导性作用。
（一）文艺复兴
中世纪以来，基督教垄断西方文化教育，取消了个人思想自由，使人们的生活缺少理性思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在意大利萌芽，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摧毁教会的神学观。加上14世纪中叶，黑死病在意大利蔓延，既给人们带来了恐慌，又促使人们开始反省，但丁、拜伦、达·芬奇等文化先驱借助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化批判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发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文艺复兴摧毁了教会的精神独裁，重视人的价值，崇尚人性，要求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同时培养了人们乐观进取的人生观和创造精神，成为资产阶级发展的精神动力。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光彩夺目的文学艺术杰作，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使自然科学脱离了神学，从而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它不仅推动了政治学说的发展，而且对以后的资产阶级社会革命思潮产生了影响。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渊源就是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人文主义。
（二）宗教改革
14～15世纪，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逐渐衰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逐渐产生，但是天主教会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法兰西、德意志等一大批民族国家出现，王权不断加强，封建教会从西欧各国搜括财富，残害进步人士，其中德国是天主教世界中受教会压榨最严重的地区，神权与世俗权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6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都把矛头指向罗马教会对欧洲的大一统神权统治，要求通过改革建立适应于民族国家发展的“民族教会”或适应于资产阶级兴起需要的“廉价教会”。宗教改革实质上是早期的资产阶级披着宗教外衣开展的反封建斗争。其改革代表人物有马丁·路德、加尔文。一般认为宗教改革始于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95条论纲”，结束于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约”。宗教改革沉重打击了欧洲封建统治的支柱——天主教会，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第一想，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开辟了道路，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章器，也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为欧洲走向现代社会创造了条件。
（三）启蒙运动
新航路开辟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作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抨击了封建教会的虚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其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启蒙运动由提倡人性到崇尚理性，集中批判专制主义，注重人权和如何保障人权，提出了天赋人权、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等学说，把人文主义思想上升到社会政治制度层面，主张建立法制社会。代表人物是洛克，他发表的《政府论》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提出通过社会契约组成政府，保护人们各种自然权力的思想。他讴歌“光荣革命”，赞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推行的君主立宪制。他是资产阶级分权和制衡学说的创始人（立法权属国会、行政权属国王、对外权属国王行使），他的分权理论经过孟德斯鸠改造后，对18世纪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卢梭抨击封建主义和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认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在他的《社会契约论》这部著作中，他阐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指出通过暴力推翻封建专制夺回自己的权力是合理而且合法的。他的思想后来转化为法国大革命的檄文《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被凝结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响亮口号，也为北美独立战争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文学的繁荣
近代世界文学的发展变化大体经历了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现实主义文学（19世纪3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学（20世纪以来）三个阶段。
浪漫主义文学。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启蒙思想家设想的“理性王国”深感失望，努力寻找新的精神寄托。这种社会情绪反映在文学创作领域，就产生了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在政治上反对封建制度，不再刻意突出人的理性，而是深入发掘人类的感情世界，通过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特点鲜明的人物形象。在创造风格上，以想象力丰富的构思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为主要特征。在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典型地表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歌颂了人世间的美善和光明，鞭挞了丑恶与黑暗。在英国，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鼓励人们为争取自由和理想而斗争。在德意志，诗人海涅在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现实主义文学。19世纪30年代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现实主义文学兴起，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流。它关注社会问题，典型地再现社会风貌，深入剖析社会生活的本质，揭露和批判社会的罪恶。法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展现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资本主义的“社会百科全书”。英国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等，通过对社会下层生活的描述，真实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在俄国，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等，都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名著。在北欧，丹麦安徒生在他的作品中同情弱者，嘲弄权贵。挪威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批判了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现象，痛斥了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丑恶本质。
现代主义文学。20世纪早期，现实主义作家创造了大量优秀作品，如英国萧伯纳的《苹果车》、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等。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深刻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表现西方社会精神危机的现代主义成为文学主流。第一现代主义文学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兴起，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社会问题章使人们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普遍的危机感，他们迷茫、痛苦而找不到出路。文化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众多、风格各异的多元化文学，其共同点是集中表现自的重我，在艺术手法上反传统。现代主义文学强调集中表现自我，手法比较怪作要诞，故事的开头和结尾没有明显的理由，故事背景模糊不清，因果关系不明，语言风格背离传统。美国作家海明威在继续进行现实主义创作的同时，也奉献了大量现代主义作品，代表作是《老人与海》。法国剧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是现代主义文学荒诞派的典型。20世纪上半叶，苏联文学高度繁荣。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20世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反映了反帝反殖和爱国主义精神。印度的泰戈尔、中国的鲁迅、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尼日利亚的索卡因等都有很大的世界影响。
（二）世界美术流派的发展演变
从新古典主义美术到浪漫主义美术。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处于大革命前后的剧烈动荡中。在资产阶级对古代希腊、古罗马英雄主义精神的追求中，新古典主义美术诞生了。它强调理性，往往以古代历史和现实重大事件为题材。在表现形式上，它突出理性，注重画面的严整与和谐。法国画家大卫是杰出的新古典主义美术画家。他的代表作有《马拉之死》《拿破仑加冕》等，表现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再现了这一时期法国重要的历史画面。法国画家安格尔的作品《泉》，充分展现了人体美与古典美的完满结合。人们对“理性王国”感到失望，寻求新的精神寄托。这种情绪反映在美术创作领域中，就产生了浪漫主义美术。它注重表现人的感情，运用鲜明色彩和奔放笔法，强调画面整体的完整和统一，但不拘泥于局部和细节的过分描绘和刻画。浪漫主义美术特别强调色彩的作用，使画面丰富多彩、辉煌瑰丽。19世纪前期，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的代表作《自由引导人民》，典型表现了这一画派的风格特征。
莫奈的作品《日出·印象》
现实主义美术和印象画派。19世纪中期，兴起了注重表现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美术，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米勒和俄国的列宾等。米勒的代表作有《播种者》《拾穗者》等，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代表作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19世纪后半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批青年画家以“不关心主题思想”为宗旨，反对保守陈腐的主题思想。他们借助当时光学领域的新成就，醉心于光和色的研究，强调捕捉光和色下世界万物的“瞬间印象”，表现微妙的色彩变化。印象派因法国画家莫奈的作品《日出·印象》而得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象派进一步发展，强烈主张个性的抒发。作品大多线条粗犷、形式夸张、色彩明快，富于装饰韵味。荷兰的凡·高是这一时期印象派的著名代表，他被称为“扑向太阳的画家”。他的作品《向日葵》，让人感受到灼热阳光下的灿烂。法国画家塞尚擅长画静物，色彩反差强烈，立体感强，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
现代主义美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心灵造成巨大创第一伤，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快节奏加剧了人们的紧张感，科技的发展拓宽了艺章术家认识世界的视野。美术家们开创的形形色色与传统美术迥然不同的新文化流派，统称为现代主义美术。它的主要特征是反传统和反理性，重视艺术家内心的“自我感受”和“自我表现”，流露出艺术家愤怒、消极、悲观、作失望等各式各样的复杂心理。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是最有影响的现代主义美用术大师之一。他的作品《格尔尼卡》通过一系列变形的图案组合，控诉了德国法西斯空军轰炸西班牙城市格尔尼卡的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主义美术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表现形式，反映了当代欧美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人们面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形式，会感到一时的新奇和刺激，也对到底什么是艺术产生了长久的迷惘。
（三）音乐的发展变化
19世纪的音乐流派与杰作。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在欧洲兴起。它注重抒情性、自传性和个人心理刻画的形式，突出个人感受。到19世纪中叶，浪漫主义音乐走向鼎盛时期。德意志音乐家贝多芬的晚期作品，是连接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的桥梁。浪漫主义音乐的杰出代表还有奥地利的约翰·施特劳斯，他被誉为“圆舞曲之王”，其作品旋律优美，节奏轻快，以《蓝色的多瑙河》最为著名。19世纪，欧洲的歌剧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意大利音乐家威尔第创作了歌剧《茶花女》等，他的作品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意识。法国歌剧家比才的作品《卡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浪漫主义色彩。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弘扬本民族特性的民族乐派。19世纪中后期，俄国的民族乐派音乐兴起。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等是世界闻名的杰作。
20世纪世界音乐的发展变化。20世纪现代主义音乐兴起，其因轻松活泼，通俗易懂，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爵士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空前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摇滚、蓝调和爵士等为代表的音乐更加通俗化，吸引了无数听众。新时代大众心理的变化，特别是青少年反叛精神的增长，使摇滚乐成为流行音乐的主流。20世纪50年代初，摇滚乐《围着时钟摇吧》对美国青少年造成巨大震撼。20世纪60年代，摇滚乐在美国更加火爆，出现了《时代在改变》等作品。英国的披头士乐队在西方也有很大影响。随着传播技术的革命和交通的日益便捷，日益繁荣的流行音乐活动改变着人类的娱乐和生活方式。各国间的音乐交流和交融日益增强，加深了对不同民族音乐的理解和尊重，推动着世界音乐的繁荣。
（四）影视艺术的发展
19世纪末，电影诞生（卢米埃尔兄弟），经历了默片时代（现代电影之父格里菲斯、著名演员卓别林）→1927年第一部有声电影拍摄成功→1935年第一部彩色电影《浮华世家》诞生→20世纪50年代以后，宽银幕和立体声电影相继出现。电影、电视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丰富和完善了人的知识系统，电影、电视影响着人们所关心的话题，影响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确立。电视、电影成为人们的主要休闲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习惯。
科学技术的进步引发了工业革命，把人类社会推向现代工业文明。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已经离不开电视、电话、电脑与网络，我们的身体健康也离不开医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而所有这些科技发明，都离不开文化思想的火花迸发。科学技术不但能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充满理性和人文精神，促进人类自身全面发展，是构成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基石。
思想文化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的思想文化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程，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特色的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文化多样性是历史上和当代世界的客观事实，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传统，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全球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东西方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也是东西方多彩文化的互动过第一程，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并不与全球化的趋势相对立，而它是顺应全球化的一种明智对策。文化从文化史的发展看，承认和尊重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是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每个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都是属于人类作全体的，应该为人类所共享。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用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从全球化趋势下的世界文化格局来看，人类生活在同一星球上，人类的利益正由分解走向合作，不同民族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和问题。这种态势促使人们认识到，相互了解、交流，建立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价值体系，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坚持多种文化并存与互补，坚持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相结合，21世纪必将成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明和传统兼容并蓄、共同繁荣的时代。正如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的《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说：“不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态……应该彼此尊重。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有时比因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我们主张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
《历史的终结》反映的是普遍主义文化观，而《文明的冲突》则持有多元主义文化观，其实质是反映世界文明的走向是多元还是统一的问题
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正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这使各国现代化面对更加复杂的时空背景，同时也使得各国文化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冷战”后世界由两极向多极与多元方向发展，每一种文化都在这个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与通信手段的进步，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此所带来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模式的转变又推动了全球意识的产生和加强。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化传统是走向融合还是走向冲突，在西方思想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普遍主义文化观。1989年，美国国务院官员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将西方的社会模式视为普遍的模式，认为西方文明和价值体系最终为世界所认同。简单地说，全球化即西方化，其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体现。另一种是多元主义文化观1993年，美国战略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认为，“冷战”的结束并非意味着冲突的结束，相反各种冲突更加激烈，只是引起冲突的原因发生变化。全球政治的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和不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基本价值观念和信念的差异则是冲突的主要根源。
“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争论的实质也就是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世界文明的走向是多元的还是统一的问题。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观点看，首先应该承认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发展道路，每个民族的人民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是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相当顽强的沿袭性，不是能轻易改变的。文化是全人类的创造物，它本身不属于任何人。作为文化创造者兼承受者的人类，虽有民族的区别，可在本质特征上都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都是属于人类全体的，应该为人类所共享。所以，发展和繁荣本民族文化是各民族首要的任务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考察古今中外文化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部人类社章会发展史，实质上是一部思想解放的历史，也是一次次新的文化启蒙运动文化史。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进步、每一次制度变革，都是以人们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更新为先导的。纵观古今中外文化发展的历史，一个社会作经济活动活跃、社会成员富裕、民主实现程度高、对外文化交流频繁，文化就繁荣、就发展。相反，一个社会生产发展滞后、社会成员贫困、思想管制严酷，文化发展就落后、就贫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也遵循着这样的基本规律。
传统文化是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它不局限于古代，而是迄今为止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及社会思潮可以依循历史的发展进行追寻。
（一）史前及夏商周三代文化
中华早期文化主要是“图腾”文化，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
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其中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的华夏文明，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多元化的主流地位，对后世文化发展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殷周时期的由神本向人本转变的思想。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献。文字、典籍、青铜器，以及“殷”这座目前所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古都，标志着古代中国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周人入主中原具有决定文化模式转换的重要意义。周朝除了建立完备的宗法制和分封制，还形成了所谓“制礼作乐”，建立了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或“礼制文化”，渗透着一种强烈的伦理道德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思想的趋向，皆肇始于此。
1.诸子百家。中国思想的源头基本起自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后世的各种思想潮流大都能从诸子百家那里找到最初的萌芽。当时的“百家争鸣”也对思想的创新与活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正是这种局面促成了中国思想史上黄金时代的出现。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一是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基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加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推动了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二是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三是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的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四是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
2.汉代儒学。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到汉代已不复存在，儒家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逐渐成为主导思想，特别是汉武帝之时，由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朝廷采纳，儒学终成统治之学，儒家思想成了正统思想。此后历朝历代，统治者皆奉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秦汉帝国的盛大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由统第一治阶级精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章的亢奋之中，不断地进取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秦汉时代，中国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活动是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开辟——张骞通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产品远抵西亚和欧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用断地涌进中国，中国文化因此增添了炫丽的色调和光彩。
秦汉统治者在建立一统帝国的同时，致力于思想统一，这就要求建立统一文化。秦始皇逐步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等措施，尽管他统一文化的措施是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为目的，但从文化角度是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各区域人们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从而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汉代的史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汉代在立国时用法家之法，文景时期，又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同时，汉朝为中国道教、佛教两大宗教的形成及传入期。
3.魏晋风骨。魏晋之际，随着汉代经学的衰败，肇始于东汉末年清议之风的玄学应运而生。所谓的“玄学”，是以《老子》《庄子》《周易》几部古代经典为基础，结合当时社会的现实政治而发展成为一种不同于汉代经学的新理论。这种理论不仅注重了对于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而且综合了儒、道思想，探究体用、有无、本末等一些比较抽象的形而上学思维的理论。它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以其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理论创新为一大特色，一大批魏晋名士中的风流人物，力图从形而上学思辨的角度去观察和解释现实社会。“玄学”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融合儒道的思想形态，风靡整个魏晋，影响直至南北朝。
思想学术领域中的多元化价值取向，致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儒家的伦理济世之学、玄学的宇宙本体之论、道教的养生成仙之说、佛家的因缘彼岸、空性佛性、善恶来报之说等等，皆错综复杂地活跃于这一历史舞台，组成一幅丰富多彩的思想画图。
4.大唐雄风。隋唐政权所推行的包括均田制，“崇重今朝冠冕”，抑制士族以及科举制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步入仕途，在空前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中国文化进入了气度恢弘、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
唐文化的宏大气魄还体现在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域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及至马球运动等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一拥而入，首都长安则是那一时代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都市。隋唐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称为卓越范例。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5.宋明理学。儒学演进至宋代之时，某种程度上有所更新，以程颢、章程颐、朱熹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把儒学发展至理学，开创了儒学的新时代。文化到明代之时，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思想家又将理学发展到了新阶段。宋明时期因此也就成为中国儒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宋明理学也便成为儒学第二期作发展的象征。理学以儒学为本，而融合了释道哲学，建立了以“理气”用论、“心性”论为中心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南宋理学分为两派：一派宗小程，以朱熹为首；一派宗大程，以陆九渊为首。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集中论述了理、气、心三者的关系，认为“理在事先”，有理有气然后有心，而心又兼含和主宰着性（内在的道德理性）和情（具体的情感欲念），只有格物穷理，才能达到新的自我认识。因此，朱熹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出发点，提出一整套“正心，明德”的修身公式。朱熹所建构的理学体系繁博宏大，但其至关紧要的核心仍然是伦理学本体，“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子语类（卷四十）》）。陆九渊主张直接求理于心，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强调发明本心，所谓本心即是仁义礼智之心。他宣称的“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象山全集（卷三十六）》），就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朱学把理提升到天之上，陆学把理安置于心之中，方法不同，归趋都是一致的。
宋朝是词的朝代。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因文人介入而趋于雅化。与含义阔大、形象众生的诗不同，词小而狭，巧而新。它侧重音律和语言的契合，造境摇曳空灵，取径幽约怨悱，寄托飘缈怅惆，极为细腻，极为精致。宋代词坛还另有一番风貌的歌唱，这就是由苏轼开创的、以辛弃疾为代表人物的豪放词风，但词坛的主流始终是“婉约”“阴柔”，集中反映出两宋文人士大夫与唐人大不相同的心境和意绪。
两宋时期推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不仅从根本上解除了唐中叶以来藩镇割据威胁朝廷的忧患，达到了稳定宋代封建政体的政治目的，而且推动了文官制度的建立、儒学复兴、理学框架的搭建和宋人理性精神的大大增强。以文化成天下的国策使人们的生活态度、关注视野、审美情趣等，都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其结果是世俗地主阶级完成了由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建构过程。
元朝灭金亡宋，不仅打破了原本相对稳定的文化圈，而且其横扫亚欧，疆域猛增，又给中原文化注入了外来文明的新鲜血液，丰富了中原文化的成因。从整个文化史上讲，元代这次巨大的文化转型，正处于华夏文化从开放走向封闭的关键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增入了外来文化的因子，从而为形成元朝的文化特质提供了可能。元朝代表性文化与宋型文化形成区别，呈现出一定的开放型特色。
元杂剧兴盛。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了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艺术，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的成熟的文学剧本。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以及以包拯为主角的一系列清官戏，如《蝴蝶梦》《鲁斋郎》《陈州粜米》等，便表现了13世纪中国人民的郁闷与愤懑之情。元杂剧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天下夺魁”的《西厢记》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它不仅充满激情地以完满的艺术结构展现出莺莺与张生爱情的忠贞不渝和理想终成现实，而且高呼出向正统文化观念挑战的宣言：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6.明清时期的儒学思想。明清之际，随着时代的变迁，一批新思想家崛起，他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在这方面，明代后期的李贽，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都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进，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其生命也有一个由生长到全盛到衰落的历程。明、清两代便处于这一历程的后段，同时它又为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准备着条件。明清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登峰造极的时代，文化专制亦空前严酷地钳制着思想文化界。明清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是文字狱盛行。朱元璋以文字之过，“纵无穷之第一诛”，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横祸。清代文字狱更有过之。明清统治者一手推行文字狱，在文化领域制造恐怖。另一手则崇正宗，灭异端。于文化是，明初学术界成为程朱的一统天下，士子一味“尊朱”“述朱”，凡“言的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程朱理学被推上至尊地位。清代统治者在推作行文化专制上也不遗余力。乾隆年间，清高宗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用，全力剪除危及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所谓异端学说。在“书禁亦严，告讦频起”的强大威慑力下，“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王苍孙《惕甫未定稿》）。中国文化遭到秦始皇焚书以来的又一次巨大浩劫。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社会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又出现了多少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如王阳明以“致良知”之说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他从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上顺次展开宇宙论、认识论、价值主体论，从而否认用外在规范，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性，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唐甄、颜元、戴震、焦循等人，更是从不同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程朱理学展开论战，有的批判锋芒直指专制君主。
明清两代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在图书典籍方面，明清统治者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收集、钩沉、考证、考辨，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数最多的字典，《四库全书》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页数最多的丛书。大型图书的编纂，是古典文化成熟的征象，也包含着文化大总结的意蕴。此外，在古典科技方面的巨著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在学术文化方面，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整理与考据。对一些难解难读的书进行通俗易懂的解释，对许多书中的错误进行了校注，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建立了一些新兴学科，这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创新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他们在给中国人带来欧洲宗教神学的同时，也将近代的世界观念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技成就广泛传播于中国学术界，开启了“西学东渐”之门，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王锡阐以及康熙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外来的科技知识。近代科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实证方法和数学语言，徐光启、方以智等人通过接触西洋近代科技知识，重视“质测之学”和数学语言的应用，初步显示出近代科学思维的风貌。遗憾的是，由于宗法专制社会政治结构的强固以及伦理型文化传统的深厚沉重，“西学东渐”的过程在明末清初进展缓慢。到了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士被逐出国门，“西学东渐”几近中断，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门日益关闭。
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中华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之时，欧亚大陆的资本主义文明发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使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逃，工业先进的西方是绝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中西方的冲突已不可避免。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入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鸦片战争后，面对清王朝统治效能低下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入侵而带来的内忧外患，一些从新式学堂出身或留学归来的学生接受了资本主义“西学”“新学”的熏陶，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许多青年被第一培养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少人实现了从封建文人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化。在国内外掀起了出版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翻译著作，创办革命报刊，发行革命书籍，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热潮。
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并未真正富强起来，旧的思想观念仍在阻碍着作社会前进的步伐，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思用想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于是有识之士们又掀起新文化运动，为国人带来新的思想解放潮流，直至引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使中国社会彻底旧貌换新颜。
（一）维新变法思想
鸦片战争后，步入近代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有识之士开始了寻求变革、振兴国家的探索历程。他们先是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继而主张洋务思想，兴办近代企业，以与西方抗衡，最终选择维新变法，以期在制度上做一变革，挽救清王朝濒临灭亡的命运。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变法思想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思想在晚清历次变革中最具思想价值，有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二）新文化运动
晚清的各项变革没能挽救国家的命运。进入民国之后，人们仍在探索使国家走向富强之路的途径，但旧的思想观念仍在阻碍着社会前进的步伐，于是有识之士们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力图使国人思想再度解放。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提倡民主与科学，主张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以新文学代替旧文学、以新伦理代替旧伦理新文化运动影响。1915年9月，由李大钊、胡适、鲁迅、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原称《青年杂志》）出版发行，宣传“民主”与“科学”，打倒孔家店反对儒家学说，开启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并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借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东风，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并使马克思主义逐渐传播开来，最终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发挥了巨大作用，正是他们在中国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应用于实践，最终使得中国社会摆脱贫穷落后局面，走向富强。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0世纪以来影响中国社会最为深远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即引导中国走向变革、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化的核心理论成果——孙中山三民主义、第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系统勾勒出20世纪中国人民不断前进所赖以指导的理论成果的基本面貌。
（一）孙中山三民主义
作为20世纪最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作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在推翻清王朝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旧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最早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誓词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兴中会的纲领中第一次划时代地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三民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同盟会的政纲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和传统的马列主义相比，毛泽东思想更重视发动农民，主张中国革命不能走俄国式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城市斗争，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农民为主力，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并制定一套基于游击战的战略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具体方式则是发动农民进行“人民战争”。为了动员农民参军，必须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分配与农民（即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人民战争包括三个阶段，即发动土地改革、组织农民，建立革命的武装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直到进行正规战争夺取政权。毛泽东思想特别重视发动群众和自力更生。
（三）邓小平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一伟大事业中，邓小平理论以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既高瞻远瞩又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与特色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成为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
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把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几点。
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第一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作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一国两制”创造性的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江泽民于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仅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同时，它事关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成败，事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中国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使人民生活奔向小康水准的又一指导思想。
（五）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学的十七大上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
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从根本上看，就是一个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的历程。
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南方谈话，到十七大发出要“继续解放思想”的动员令，30年来，我国曾有过三次思想大解放。这三次思想大解放都是处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发生的，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今天回望这三次思想大解放，对我们纪念这段历史，对我们眼下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改革定有裨益。
（一）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推动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主要从哲学理念上进行突破，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打破了个人崇拜，树立了实践标准。
1977年，我国虽然结束了十年动乱，但由于思想领域人们受极左思潮影响时间太长，所以尽管粉碎了“四人帮”，但阴霾仍未散尽，“两个凡是”仍是全社会判断政治是非、行为对错的基本标准。如何在思想领域拨第一乱反正，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尽快摆脱极左影响，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成为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的邓小平同志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作为杰出的政治家，邓小平的过人之处就是能够以他非凡胆略，一方面积极联合一批政治元老巧妙周旋，解决了一批冤假错案，使一些老同志重回领导岗位；另一方面，在时任中组部部长、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的支持下，积极在思想领域谋划怎样拨乱反正。1978年5月10日，有多名理论工作者参与写作修改，由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向全国发表。从学术角度来说，该文阐述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哲学道理，并无理论新意，但是，由于它恰好点到我国在真理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死穴”，触及到人们对待“两个凡是”的不同态度，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文章一出，举国震惊，一场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此在党内外公开展开。这场讨论与其说是理论争论，不如说是思想斗争，因为真理标准直指“两个凡是”，而人们在“两个凡是”上的不同思想立场，自然就构成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这场讨论与斗争最后以极左派失败、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而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从此，我国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空前活跃，改革开放稳步推进。在经济领域，“小岗村改革”轰动全国，人民公社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文化领域，小说诗歌佳作不断，美术戏剧新潮迭起，各类思想碰撞不已。每一次思想大解放，都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全方位的大解放和大发展。
（二）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推动中国走上全面改革开放之路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重点在经济领域突破，它冲破的是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束缚，打破的是计划经济和所有制问题上的崇拜，以生产发展为中心，树立了生产力标准。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又走到了一个发展的关键点。改革开放搞了1O年了，这1O年我们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社会剧变。先从德国推倒柏林墙重新走向统一开始，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受海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内再次出现思想纷争，“改革开放要收、阶级斗争要抓”的疑问不仅在社会而且在党内也大有存在。这时候，蛰伏多年的“左”倾思想有了抬头空间，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上，“左”倾势力一度甚嚣尘上。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带来生产上的停滞和经济上的下滑，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徘徊，出现较大的滑坡势头。
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何去何从？在这种形势下，1992年1月，88岁的邓小平同志一路南下，到武昌、到深圳、到珠海，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震动全国，它冲破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路径。“东方风来满园春”，当时，全国几乎所有党委机关报都转发了以此为标题，详细记述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工作的长篇通讯。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市场经济开始建立，股票这个十分陌生的东西开始在深圳发行，沿海、沿江、沿边开放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内陆地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也逐步建立，整个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浪潮迭起的生动局面。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以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此后，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这十年，解决了姓“公”姓“私”理论之争，把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第一变成了现实，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但它只是第二次大解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延伸，它们属同一层面，可以划归到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文化延续之中。
（三）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中国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着力于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坚持用新的发展理用念、发展模式来破解我们当前面临的发展难题。
当前中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又到了一个拐点，这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次思想大解放的问题既涉及经济也包含政治，既涉及社会更包含民生，所以，在解放思想上所面临的形势肯定更为复杂，担负的任务肯定更重，尤其是当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民生这些问题交织一起的时候，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难度无疑更大更高。因此，党的十七大站在全局的战略的高度，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党“继续解放思想”，再次吹响了思想大解放的号角。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如何继续解放思想，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等等问题的出现，都需要我们回望30年思想解放与改革历史过后，需要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口红效应”一词，伴随着金融危机步入公众视野，成为眼下的热门词汇。它是指一种有趣的经济现象：每当经济不景气，消费者购买预期有所下降时，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口红并非生活必需品，但其廉价并能带来满足消费欲望与心理慰藉的双重愉悦。经济衰退后人们很难去做买房买车、出国旅游等“大事”，却不介意用些小闲钱来消费“初级奢侈品”。文化消费就具有这种“口红效应”，在金融危机时呈现逆势而上的反周期性质。
受金融危机影响，人们的生活压力、心理压力增大难以避免，渴望得到心理慰藉、精神激励，虽然说对远距离休闲和高端文化等消费能力减弱，但对轻松娱乐、价格低廉、简便易行的低端文化等消费需求更加强烈。从历史上两次较大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来看，美、日、韩等国文化产业都在应对危机中实现了超常规发展。美国的电影业和传媒业、日本的动漫产业、韩国的网络游戏业、印度的电影和音乐歌舞等都成为国际文化产业的标志性品牌，吸引着全世界的眼球，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创意经济浪潮，席卷世界。
一、美国电影业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美国为应对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推出了系列“新政文化计划”，通过启动各种重大文化项目，加大政府资金政策支持，大批雇用各类文化人才（包括失业人员），刺激新的大众性文化娱乐消费，并着手进行文化产业的框架性布局，为文化产业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电影业迅速成长为十大支柱产业之一，好莱坞电影让饱受经济衰退困扰的人们找到了心灵慰藉，在电影中圆了《金刚》宣传海报一个个“美国梦”，也造就了迪斯尼、时代华纳等一批文化“巨无霸”，最终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文化产业强国。目前，美国文化产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约25%。其中，好莱坞的巨制电影、三大电视网的娱乐节目、时代华纳的流行音乐更是占有营业额的大头。在每年美国商品的出口项目当中，《哈利·波特》宣传海报文化产业视听产品的出口额（紧随航空业和食品业之后）总是名列前茅，它同时为美国国内提供了1700多万个就业岗位。就拿纽约市来说，唯一能与华尔街的经济效益抗衡的恐怕只有文化产业了，每年就有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在文化市场中流通。由此可见，在美国文化产业所需的成本中，无论是资本的投入和产出，还是技术信息抑或人力资源，都在全世界独居榜首。
美国文化产业雄霸全球，最根本的是由商业、外交、政策、技术和文化等各种因素杂合而成就的。在资本支持方面，美国文化产业依赖于金融市场的全球紧密流动，这种依赖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的。事实证明，近些年来美国好莱坞影片的制作成本越来越高，那些更重人文内涵的小制作影片则受到排挤，大制作影片的投资达到了天文数字。那么，这些膨胀的资金必定被制片商转嫁给市场的资本融合，依靠强有力的金融市场来支撑美国电影产业。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能出现像《泰坦尼克号》这样的超亿美元的大手笔，当然，面对全球票房的18亿美元的总收入，这一投资又是小巫见大巫。而这种大收益，较之普通商业盈利更为巨大和迅速，这更加剧了投资者对美国文化产业的信心，大投资的持续使得文化产业在美国经济总产值中的地位居高不下。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外向型经济的日本遭受重创。为了尽快走出困境，日本制定出台了多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法规，设立文化发展基金，拓展国际市场，日本动漫业作为文化产业迅速崛起，羽翼渐丰进军国际市场，文化产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二。迅猛发展的动漫和游戏等文化产业在日本称作“内容产业”。随着数码技术的发展，“内容产业”渗透到日本的各个领域，此间专家比喻说，它像串儿烧一样，把新闻、出版、音乐、广告甚至手机、汽车等多种产业结合起来，衍生出与传统概念中的文化产业完全不同的“新文化产业”，它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日本动漫的独特魅力逐渐征服了许多国家的观众，更有一些西方国家将现在的日本“内容产业”称之为“酷的日本”。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显示，在全世界放映的动画片中有近六成是日本制造的，在欧洲上映的动画片中日本动画片占80％。2003年，日本销往美国的动画片以及相关产品的总收入为43.59亿美元，是日本出口到美国的钢铁收入的4倍。目前，广义动漫产业已经在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中占十几个百分点，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
2003年，日本政府成立了“知识财富战略本部”，正式把“新文化产业”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对这一产业放宽限制，增加预算，完善相关法律。同时，日本民间也开始积极兴办动漫学校，通过举办动漫和游戏大赛等各种方式，下大力培养人才，壮大动漫和游戏的创作队伍。如今，仅在东京，就有几千家动漫和游戏软件公司。
受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韩国提出“文化立国”的救国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制定中长期规第一划，增加财政预算，强化税收优惠，动员民间资本，建设文化园区，拓展章海外市场，让电视剧与电影的“韩流”风靡亚洲各国。在赢得大批观众影文化迷的同时，更在当地餐饮、服饰、旅游等多个行业引发阵阵“韩流”，为的韩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收益。而这股“韩流”的源头，正是多年来受到政府作成功推动的韩国文化产业。
目前，韩国文化产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约10%。据2005年韩国文化观光部的《2004年韩国文化产业白皮书》公布，2003年涵盖韩国出版、漫画、音乐、游戏、电影、动画片、广播电视、广告、互联网及移动文化信息等10个领域的文化产业的市场销售额为44万亿韩元（按当年汇率，折合370亿美元），占当年韩国GDP的6%。韩国文化出口主打产品为游戏、电视剧、电影。2003年，游戏产品出口额为1.81亿美元（占文化产品出口额的29%）。2003年，电视剧出口额为3308万美元（占文化产品出口的5.2%）。2004年为7150万美元，增长116%。2003年电影出口164部，金额为3098万美元（占4.9%）。2004年为194部，金额为5828万美元，增长88%。
韩国文化产业基本上是采取政府支持、企业投资、商业运作的模式发展的。这种“韩流模式”的商业运作有两大特点：一是文化先行。韩国文化通过影视、音乐等接受度极高的载体进入人们的生活，在赢得人们认同与喜爱的同时，也为韩式消费打破了消费者的心理防线。文化输出先于商品输出，通过文化渗透诱导商品消费，这就是文化先行的意义。二是形成商业链条。一部受欢迎的国产电视剧，通常意味高收视、高卖价、多买家。但一部受欢迎的韩国电视剧，却可以有无数种可能性。可能是一阵服装时尚，一股饮食风潮，或是一轮旅游热潮，而更大的可能是以上多者的结合。因为对于韩剧而言，收视高得到的收益只是开始，更大的收益来自这部片热播之后所衍生出的更大的消费市场。以影视为开路先锋，带动服饰、餐饮、旅游、美容等行业发展，形成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式的商业链条。韩国之所以将影视行业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重中之重，就是看到了这条商业链条强大的吸金能力。
韩国用8年时间创造出一个“韩流”神话，当中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商界的支持，而更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将文化产业化、商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思维与经验。
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够做成一项成功的产业，除了要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独特的文化传承之外，还需要可以为文化商业化、市场化提供服务的各种高层次行业的存在乃至兴盛，这一点正是韩国文化产业崛起的关键，也是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印度的电影业一直充当印度文化产业的主力军，被誉为“世界电影工厂”。印度宝莱坞电影城每年的影片产量是美国好莱坞的近3倍，已形成了一个年营业额约12亿美元的市场，年产1200部影片，占据印度文化市场份额的80%。印度11亿多人口每年花在电影票上的钱有20亿美元。印度利用电影业闯入世界文化产业市场十分成功。宝莱坞的电影、舞蹈和音乐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获得奥斯卡奖提名的《印度往事》等影片，以及一批印度裔导演脱颖而出，在西方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印度当代艺术正在不自觉地将传统表现形式与现代融合，不仅将傲人的印度古典音乐舞蹈中成功地融入现代风格，载歌载舞的宝莱坞电影传统也在创新中传承，继续第一保持印度独特的文化魅力。电影业依然是印度文化产业链中最大的出口行业，即使金融危机也没有影响西方粉丝对印度电影的热情。
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文化的特殊优势和功能，为加快文化发展提供了的新的机遇。回顾近代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史，每当经济困难时期，社会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更加旺盛，文化作为一种凝聚力、生产力、创造力的独特用优势就更加彰显，文化发展的步伐就更加快速。
历史经验表明，越是经济困难，就越需要文化发挥引领思想、振奋精神、抚慰心灵、凝聚力量的作用。文化的核心是思想理论体系，它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基本经济制度、道德伦理上的严重缺陷，更多的人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反思西方思想理论体系，更加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在当今社会的价值，走出思想困惑，找到前进方向。据报道，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人们对马克思著作的浓厚兴趣，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成为书商订购的热门，柏林卡尔迪茨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销量比2005年增加了2倍，达到1500册。我国人民出版社自2008年11月～2009年3月，《资本论》全国月平均销售2800本，远远高于以往同期550本左右的月均销售量，同比增长409%。
文化的根基是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绵延不绝、不断融入时代内涵的伟大民族精神，每当遇到艰难困苦的关键时刻，都是全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精神纽带。文化能够为克服困难、应对挑战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困境，开启智慧、激发思想、鼓舞斗志、增强信心；文化能够为克服困难、应对挑战发挥重要调节作用，帮助人们稳定情绪、舒缓压力、排解苦闷、感受美好；文化能够为克服困难、应对挑战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推动社会化解矛盾、提升道德、维护和谐、保持稳定。
20世纪初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从1930年到1940年间，好莱坞生产了7000部左右的电影，每年大约是700部，许多美国人宁可节衣缩食，也要去看“喜剧大师”卓别林和“微笑天使”秀兰·邓波儿的精彩演出，就是因为他们的乐观精神，鼓舞着人们走出现实生活的灰色阴影。国产影片《非诚勿扰》《叶问》《赤壁》《疯狂的赛车》等正是契合了复杂经济形势下观众的心理和审美需求，才取得了票房佳绩，1～2月国内电影票房总额近10亿元，片源和票房较往年大幅增加。一些地方的图书销售同比也有所增长，江苏1～3月图书销售额同比增长14.2%，湖南1～2月图书销售额同比增长10％。据报道，2OO9年每天在线游戏时间5小时以上的用户比去年同期增长11.5%。文化正是在发挥独特作用、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实现了逆势上扬。
实践证明，越是经济困难，就越需要文化发挥资源丰富、消耗小、回报率高、市场面广的产业优势。文化产业有着其他产业少有的高回报率，比如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投入600万元，仅票房收入就近1个亿，投入产出比高达1：16。英国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投入1500万美元，在全球获得超过3亿第一美元的票房收入。文化产业具有广泛的市场覆盖，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都能在文化产品的消费中得到满足，比如网易公司推文化出的网络游戏《梦幻西游》注册用户超过2亿，同时在线最高达232万人。文化产业的这些优势，使它能够在经济困难、社会投作资十分谨慎的情况下成为“吸金池”，为促进文化快速发展注入了用强大动力。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越是经济困难时期，就越需要文化发挥渗透性强、附加值高、带动作用大的特点。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能够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辐射力、影响力，成为提升产品附加值的主要元素。品牌期刊《家庭医生》的电子杂志两年发行量超过1000万，“家庭医生在线”网站提供立体化信息服务，与电信、电视、手机及其他媒体合作，推出健康咨询、医院、网上和电话挂号等服务，并进一步向114电话查询扩展。东莞唯美集团把文化艺术与建筑瓷砖相结合，不仅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而且把普通的建筑材料卖出了艺术品的价格。正在推进的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CMMB），每年可带来约150亿元的直接文化消费和约1200亿元的手机、GPS等终端消费，带动设备制造业、芯片、软件和内容制作、数字媒体、电子商务等相关产业6750亿元的间接消费。在推动我国制造业升级方面，还有一场中外文化创意产业重大市场份额竞争，文化产业在“中国创造”这个新的战略方向上大有可为。
在复杂经济形势下，实体经济寻求解困有利于提高文化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当今时代，文化与旅游、体育、服装、建筑、电信、卫生、工业等产业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关联度日益提高。往往在经济困难时期，一些企业通过强化文化创意、注入文化元素，提高附加值、提升竞争力，摆脱困境、渡过难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就把发展文化产业摆在战略位置，并将其与传统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价值链的关联效应，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回暖。2009年，我国一些家具出口企业将中华文化元素植入家具创意，推出系列新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一些与旅游市场结合紧密的大型歌舞也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收入。浙江《宋城千古情》2009年1～2月份的票房收入分别增长238.2%、114.9%；云南《印象丽江·雪山篇》2008年票房收入6700多万元，赢利3000多万元，2009年1～2月份均同比增长200%。联合国《2008创意经济报告》指出，创意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范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把经济和文化连接起来，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涵盖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模式，对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丰富文化资源的后发国家，有着现实的战略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当以国家发展战略的大视野，创新产业政策，推动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结盟，在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几次重大经济危机看，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与科技进步相适应的生产方式。20世纪3O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电影产业抓住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技术进步的契机，适应新技术要求，改变生产体制和融资体制，形成了工业化电影生产方式，推动了电影产业化、市场化。亚洲金融风暴中，日本把数字技术与传统漫画业结合起来，产生了全新的电脑动漫产业，按照新的生产销售方式打造完整产业链，确立了世界动漫王国的领先地位。事实证明，运用科学技术推动文化发展，不仅仅需要技术上的突破，还需要市场上的突破、体制上的突破、商业模式上的突破，把科技进步催生出的新文化样式迅速产业化、市场化，是摆脱困境、实现逆势增长的关键所在。
从发展的趋势看，当代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带动。现代信息技术代表着未来的发展趋势，打通了通信、传媒、娱乐等多个领域，融合了影视、报刊、图书、互联网、手机、音像等多种载体，互联网和移动通信越来越呈现出大众化、媒体化趋势。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充分利用新技术的传统媒体和新兴文化业态都有不俗的表现。以最新技术装备的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2009年营业收入达到1.5第一亿元。浙江动漫龙头企业中南卡通影视有限公司，2009春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推出原创大型动画片《天眼神牛》，带动了系列产品的热销；2009年初文化在戛纳电影节上以200万美元签订了《魔幻仙踪》等动画片的销售合同；2009年1～3月公司销售额达到7500万元，是上年全年销售额的总和。提作供著名网络游戏《神秘视线》的美国“大鱼游戏公司”2008年营业收入用8500万美元，同比增长70%，2009年1月销量创7年来最好成绩。4月初，搜狐畅游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首个交易日股价涨幅达40%。数字化、网络化技术不仅为新的文化业态创造了发展契机，而且为整个文化产业带来了新的更加广阔的增值空间。
深入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文化发展造成的冲击和带来的机遇，使我们可以对文化双重属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产业属性决定了它的发展必然受到市场规律的调控，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它的发展又有着内在动力和自身规律，文化市场的变化与经济周期并不完全一致。把握这一规律，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更加理性地在经济发展周期性波动中把握文化发展的变化趋势，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主义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在党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了十七大报告的亮点之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越来越被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首先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其中，硬实力主要由领土、人口、军事、科技、经济、自然资源等组成，软实力则包括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
一般来说，硬实力表现在一个国家通过惩罚的威胁或回报的承诺迫使别国去做本来不想做的事情，软实力则依赖政治、思想、文化和政策的吸引使别国自愿“追随自己”。约瑟夫认为，软实力主要来源于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感召力、制定国际规则和建立国际机制的能力以及恰当的外交政策等。从这个定义上讲，软实力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为硬实力的发展提供思想保障、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软实力虽然没有硬实力那样明显和直接，但拥有更持久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它能够帮助、促进硬实力，也能抑制、削弱硬实力。
对于综合国力系统来说，只发展硬实力而忽视软实力，硬实力就会逐渐失去发展的动力而停滞或下降，最终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孙子兵法》讲：“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也是这个道理，用兵的最高境界不是去战争，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软实力的作用。
事实上，我国历代思想家及明君贤臣都高度重视国家软实力，认为要实现国家的意志和赢得他国的尊重，应当行“王道”而弃“霸道”，取得他国的理解和认同。处理国家间的矛盾，主张“和为贵”，反对以强凌弱。解决与他国的冲突，强调“以德服人”“攻心为上”，反对穷兵黩武。即使是在硬实力对撞的战争中，也强调“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等等。
在五千年的发展史中，文化在潜移默化中释放着巨大而无穷的能力。从先秦诸子的文化典籍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人民新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文化以其对社会历史的巨大作用力，贯穿、渗透在社会实践的每一个具体而细微的环节。文化的力量不仅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重大社第一会实践之中，而且还在更为宏观的历史层面上，以其无微不至的渗透力和章强大无比的整合力构成人类物质与神创造的巨大张力。
美国之所以在世界逞强称霸，是因为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强大，占据了称雄世界的话语权。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主导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美国的媒体娱乐业的出口额，每年高达900亿美元。再如以CNN、路透社、美联社等为主的发达国家几大新闻通讯社，垄断了90%以上的新闻报道，可以说，这些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了主动、抢占了先机。
正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千方百计壮大本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都是新一轮文化软实力博弈的积极推动者。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曾经播出的《大国崛起》描述了自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9个国家竞相登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历程。全剧从政治、经济、思想、宗教、艺术、军事、外交等多个角度全方位深入分析大国兴衰的成败得失，这是一部11集的电视政论片，最后一集100多名世界各地学者在总结各个国家崛起的原因时，众说纷纭，但唯独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这些国家都高度重视思想文化的力量。所以，我们既要认清文化发展的前景，也要认清文化发展环境的挑战。
一、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西强我弱的局面没有改变
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搞不好，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搞不好，可能不打自败。当前，我们在重视文化发展，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同时，要清醒地看到，西强我弱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日趋复杂，欧美等国家的文化贸易与价值输出竞争激烈，美国、日本等大国的文化产业不断崛起，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的新挑战、新课题。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主动权决定话语权。在全球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在采取措施增强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西方一些国家不愿看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壮大，不愿看到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繁荣。我国每有国际性重大活动、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时，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国家总会不择手段、见缝插针，对我人权、新闻管理、社会民生、食品安全、空气质量、社会治安等问题肆意蛊惑、说三道四、攻击抹黑，极力争夺话语权，噪音、杂音始终没有停息。
“从不缺席”是美国能够获得国际话语主导权的根本原因。美国在所有的国际问题上，想方设法把“麦克风”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在应对各种国际新问题时，总有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从思想的创新来讲，美国的能力是当今世界第一。比如，现在人们广为使用的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都来自美国。可以说，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提法”的策源地，虽然创造这些观念的不一定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有些是移民。但无论是哪个领域，当今世界创造性的成果大部分来自美国，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就来自这些新观念、新提法、新价值，当然还有新技术。
不少西方人士认为：中国还不能够称为真正的大国，因为还不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如何得到国内外的广泛承认，这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把中国的发展成就，转化为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转化为对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要抵御西方，输出核心价值观，最根本的就是要树立文化价值观体系，确定长期战略方针和总体宣传策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核心价值作第一为主导性的文化输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和震撼力，最大限度地把中国的声音不断传遍世界，最大限度地在国际上赢得认同。
一个民族的文化凝结着这个民族对世界与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作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文化熔铸在民族用血脉之中，始终是民族生存发展和国家繁荣富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当前，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显著增多，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日益频繁，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日趋复杂，已成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对文化发展带来了很多新课题。
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当今世界正处在深刻复杂的大变动、大调整时期，伴随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相互激荡，正确的与错误的、先进的与落后的、积极的与消极的交织在一起。这既为我们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先进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变化策略、方法和手段，频繁插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煽动所谓“维权”运动，培植“政治异见人士”，千方百计与我争夺群众、争夺人心。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科技优势、舆论强势和文化渗透，大力推行其主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美国大片、法国时尚的风靡，韩国影视剧、日本动漫的热播，情人节、感恩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受到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的青睐，对我主流意识形态和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产生不小影响。如何有效抵御西方思想文化渗透，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是文化建设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国内思想文化领域多元、多样、多变。在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人们思想认识、道德选择、价值取向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这既为我们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增强工作活力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人们信仰出现多样选择。据国家宗教局统计的数据显示，1983年全国约有基督教徒282万人，到2005年已发展到1380万人。信教活动由农村向城市蔓延，信教群体由普通群众向知识分子、高学历者蔓延。社会思潮和社会心态日益复杂多变。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层出不穷，各种流行文化、时尚文化相继涌现，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部分群众的思想压力、精神压力和心理压力加大，往往会造成焦虑、敏感、失衡、易变的心理状态，有的甚至产生消极的、不健康的心态。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意识，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文化共识，是文化建设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我国经济社会变革、变动、变化。这既为我们丰富文化建设内容、创新方法、扩大工作覆盖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引发了一些人不良思想文化倾向。在一些领域和部分人群中，本位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急功近利、损公肥私、贪污腐败等社会现象时有发生，诚信缺失、欺骗欺诈、假冒伪劣问题比较突出。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一大批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内部逐渐分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主体、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他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化追求等方面出现多种选择和评判。如何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进一步推动和谐文化建设，是文化发展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当前，我国已进入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并重的新阶段，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强，求知、求富、求乐、求美和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愿望更加强烈，但精神文化产品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既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内在需求和强大动力，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有的综合性娱乐活动和节目只注重趣味性，缺乏文化内涵，存在低俗、媚俗倾向。有的文第一化项目和产品存在贵族化现象。部分群众认为，目前的图书、文艺演出和电影票的价格偏高，普通群众难以承受。一些基层宣传文化阵地萎缩，文化活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荒漠化、边缘化、粗糙化”现象，部分农村和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落后，无法提供相应服务，为不健康的、有害的东作西乘虚而入提供了空间。一些地方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封建迷信用活动死灰复燃。如何更好地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食粮，是文化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个国家或民族一旦失去文化发展的生命力，动摇了文化根基，就可能成为别国的附庸甚至走向灭亡。一些国家正是通过文化贸易输出价值观，把文化当作颠覆和控制别国、实现自身战略意图的重要工具。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层次性，因而人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文化贸易已经成为提升各国软实力的重要战略措施。当前，欧美等国家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等途径，不断壮大文化贸易和价值输出力度，以文化的贸易输出提升本国的综合国力。
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潜在的文化风险，抗击外来文化冲击，以确保国家文化主权不被威胁的一种文化状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这是针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新形势提出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有效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的必然要求。为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我们一方面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着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要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保持高度的警惕，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
如美国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的份额高达42.6％，而中国只占1.5％。2008年美国电影的海外票房收入为183亿美元（全球票房总收入280亿美元），而中国仅为3.6亿美元。从欧洲的文化经济发展情况看，在美国，文化娱乐的视听产品已经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换汇产品，居出口贸易第二位。美国为了向世界各国渗透其文化，“美国之音”共用42种语言对世界各地广播，美联社在国外设100多个分社和记者站，每天发稿译成100多种文字，合众国际社新闻发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家客户，《读者文摘》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以16种语言出版了40个版本。美国控制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占领全球50%以上的电影市场。他们通过文化渗透，向各国倾销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英国是欧洲的文化大国，也是价值输出和文化贸易大国。英国的文化产业已成为仅次于全国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英国的交响乐团、芭蕾舞团还有音乐剧，绝对是世界一流的。英国新闻出版业较为发达，目前全国共有约1300多种报纸，8500种周刊和杂志，其中全国性日报11份，每周日发行的报纸11份。主要报刊有《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卫报》《独立报》《世界新闻》《观察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和《经济学家》等，这也是英国价值观输出的主要渠道。
英国的通讯社主要有路透社，这是世界重要通讯社之一，其总部设在伦敦，在130个国家设立190多个分支机构，拥有约2400名编辑、记者和摄影师等工作人员。英国共有5家通过地面发射的覆盖全国的电视台，即英国广播公司、第三频道、第四频道、第五频道和专门针对威尔士地区并使用威尔士语的S4C。此外还有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如天空电视等。有两个向全球播放节目的卫星频道的大型广播电视公司。目前广播电台年播出总量达4.4万小时，在英国内拥有54%的听众，其对外广播电台用43种语言向全世界各国播放节目，约有1.46亿全球听众。他们主要通过这些平台和媒介不断向国外输出自己的文化、信息等。
法国的艺术设计领域领先世界。戛纳国际电影节是世界五大电影节之第一，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国际电影节之一，法国以此为契机进行大量文化输出。法国共有各种报刊4000余种，约有6000家出版社，法国文化的法新社是世界主要通讯社之一。法国在国外有110家分社，辐射165的个国家，向全球约7000家报纸、2500家电台和400家电视台供稿。法国作广播电台专设独立的法国国际台，以17种语言全天对外广播，几乎覆盖全用世界。
20世纪初以来，我国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大国，但我国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这确实与我国近年来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吻合，却与中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这一地位不相称，这是我们的软肋。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雄踞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与德国。节节攀升的数字令人振奋，显示着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却没有取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文化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偏低。在表演、电影、音像制品、会展、期刊、报纸展览等产业中，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无论哪种级别和内容的文化庆典活动、会展和交易活动，我们都会看到外国文化团体的参与和文化产品的引进，不仅大大挤压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空间，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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