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给不同人物贴上内情毕露的性格标签，掀开妙趣横生的双面生活，用台北的车水马龙，充当俗世众生的电影舞台。那些貌似寻常的衣食住行，在三五十载甚至百年以后，当后来人回过头来想要知道，20世纪末的台北是什么样子时，《独立时代》早把内容都写好了：写书抄袭、导演痴迷潜规则、电视节目洗人脑、吃饭得排早号、好友也打炮……

《论语》布满了一问一答，是书面化的对白交锋，这也预示着，整部《独立时代》是一组接一组的对话，从白天到黑夜，从街边到车上，从呓语到暴跳。那些脸谱化的角色和做人难的感悟，一次次提醒着我们真实的自己到底是谁。

那杨德昌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独立时代》不断想要翻出每个人物本真的那一面，这个真，是说中国人看不清自己，又是说每个人都有背后的一面。另有一例，洋洋在《一一》里的后脑勺照片——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换言之，杨德昌无比痛恨虚伪，厌恶“装得比真的还像”。人们跟这座城市一样，被包装，被强大的物质迷惑，实际上却虚弱不堪，安全感匮乏。

从小到大，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被教育着：要会做人，做一个八面玲珑、受人欢迎的人。读书时上好学校，年纪到了就结婚，没有房也该有车。只有这样，无论甘心还是不情愿，每个人都戴上面具，表现得跟周围的“正常人”一样，才会被社会充分接纳，有望出人头地。在杨德昌看来，这是损害自我、虚伪度日的麻木过程。《独立时代》还更进一步，即便中产阶级已经解决了物质困扰，可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在经历着接连不断的冲击。

《独立时代》有个更加深邃的洋名—“儒者的困惑”。杨德昌以前所未有的自省方式，近乎一厢情愿的赤诚之心，不卖弄东方的苦难或情调，不讨好西方主流评价体系，就像他在出征戛纳前所写的那样，“告诉西方人，东边的人在想些什么”。杨德昌并没有告诉你他悟出了人生大道理，他只是点出了困惑的永恒，希望每个人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因为电影里最不缺的就是别人不断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夸张滑稽的争吵、无穷尽的沟通对话，2014年金棕榈最佳影片《冬眠》也与此类似，包含了戏剧的致敬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先于土耳其人，杨德昌也在说，也许拥个抱，喝杯咖啡，分歧差异可以暂时消解。人生苦短，生命又长，继续生活，依然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