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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至宋元:江湖萌芽时期(1)

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 作者:于阳


这一章,我们以编年体方式扫描三千年江湖脉络。史学中,从夏商周至魏晋称上古,隋唐至宋元称中古,明清以后称近代。这种分法既是习惯,也与政治体制的财政结构高度相关。三期体制各不相同,与之相应,江湖形态也不同。江湖是“庙堂”(政府)的对手,因“庙堂”不同而不同。

近代江湖与上、中古江湖的前身并非一回事,上、中古江湖是上、中古体制外社会,明清江湖是明清以来的体制外社会,虽都在体制外,因为对应的体制或庙堂不同,所以江湖就不相同。上古江湖只是脱离朝廷的松散游民,譬如,自由学者、游商和豪侠,近代江湖不仅涵盖游民,更包括混迹体制内兴风作浪的枭雄;上古江湖游侠无意政治权力,而近代江湖恰恰意在政治权力;上古江湖尤其秦汉以后的江湖是儒教的对立面,近代江湖则秉承儒教的衣钵,是蜕变的儒教。一句话,上古时期江湖与庙堂对立,明清以后江湖与庙堂合并。所谓“黑白两道”“沆瀣一气”,即由此得名。

纵览中华民族历史,江湖现象萌芽于儒教产生之前,却成熟于儒教崩溃之后,时隔两千余年,源远流长。旷世江湖,只因其天然置身于体制之外,适逢古典政治奉行无为而治,社会控制松散,留下大量体制外的自由空间,故而长盛不衰。

关于最初的江湖萌芽,我们可以寻觅很多线索,却无法归为一共同母体。众所周知,三千多年前商周时期以商人和游侠闻名,商人和游侠都是体制外人物,是江湖第一和第二源头。这时儒教尚未诞生,只存在前身商礼。商礼是周礼摹本,周礼是儒学母体,这是三代因循。由此可见,江湖的源头与儒教的源头几乎等量齐观。有多悠久的庙堂,就有多悠久的江湖,庙堂与江湖相对存在。

至汉代,民间社会受老庄道家熏陶,演化出道教,又在正统教派外生出异教,后世称教门,譬如东汉五斗米道、太平道。五斗米道既是宗教也是组织,更是政权,曾一度独霸陕西汉中三十余年,实行政教合一统治,虽与东汉朝廷为敌,但颇得百姓拥护;至于太平道,虽未形成政权,却始终打算夺权,故组成黄巾军,信徒数十万,声势浩大。这是江湖的第三个源头——道教异教。

汉代以后,佛教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受佛教影响,南朝出现佛教的异教——弥勒教,这也是一种秘密教门,从不安分守己,时常骚乱滋事,可算江湖的第四源头。

就在异教产生时,严格说还稍早一些,秦末出现短暂的游民造反组织——陈胜、吴广起义,既造反必置身体制外,勇敢地用武力推翻朝廷。这是第五源头——游民组织。

这是五种主要的江湖萌芽类型,在近代和今日江湖都可发现对应的遗迹。

在明代以前,江湖萌芽文化——包括秘密社会和关系社会属于自发民间性质,与官方主导的儒教正统处对峙状态。范仲淹《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云云,其“庙堂之高”指合法正统,“江湖之远”指在野社会,二者相对存在。这一上一下,是一个“大小格局”,儒教大,江湖小。明代以后,人地矛盾逐渐爆发,至清朝中期,局面更趋紧迫,有时游民潮完全失控,催生中国社会漫长曲折的江湖化过程。这个江湖化的建构,既颠覆正统儒教,又吸收儒教价值碎片,担纲体制外秩序建构,从而形成一个既非正宗儒教,又脱胎于儒教的怪物,也掺和一些道、佛文化碎片,形成一个后古典时代的大杂烩。

谈中国五百年江湖化,一定要强调两点:一是长达三千年的“在野传统”,一是明中叶后儒教制度内爆发的人地危机。二者相遇,恰如精子和卵子媾和,霎时间,一个新生命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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