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伯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教师之时，有些熟悉他的同好就认为，他是个天然的政治家，应当责无旁贷地投入政治实务。韦伯本人也曾以此自许，并在多个重大历史节点上尽力争取相应的权力地位，以期在实务操作中贯彻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个蓝图从弗莱堡就职演说到魏玛制宪方案及其一系列备忘录，在蒙森的笔下，构成了一个高度完备的政治框架，其中当然也包括实现不同阶段战略性目标所需的复杂手段，对当时的德国政界、学界和公众舆论都产生了广泛的冲击性影响。但是，从这三十年间德国的政治演变来看，韦伯从事实际政治不得不背负的一个外部沉淀成本，殊可谓骇人听闻。他在就职演说中曾痛苦地指斥道，这个民族的政治教育已经耽误了一百年，因此，按照蒙森的说法：“韦伯的个人悲剧就在于，他作为一个‘地道的实干家’，不得不用整个一生与‘智力瘫痪的行动’进行斗争。”（第33页）这场实力悬殊的斗争，在旷日持久的宪制改革博弈中达到了巅峰。蒙森的细致描述可以让我们看到，韦伯始终需要面对的主要是两个死敌，一个是僵硬的教条癖势力，另一个是冥顽偏执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虽然这在实际政治中很常见，但德国当时的既定条件却使韦伯这种人的处境变得尤其困难。当然，还有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也无法回避，也就是，如果把韦伯看作一个眼光深远、头脑冷峻的战略操作大师的话，他在日常的战术操作层面却完全是个手足无措的外行。他深知现代政党组织的功能主义价值是多么不可或缺，但在那种极度撕裂的政党政治格局中，他对组织的经营与整合却一筹莫展，甚至不屑一顾；他作为一个恪守知识诚实原则的学者，在个人基本价值信念问题上从不妥协，但在价值操作的技术手段问题上也很少妥协；他在现实政治调适与极为缜密的伦理严苛主义之间把握动态平衡的冷酷意志，令人不寒而栗且难以捉摸，这使所有固守党见立场的政治家都不堪忍受，无论他们来自民族自由党、天主教中央党、社会民主党，还是来自他本人参与创建的德国民主党。结果是，韦伯看上去就像一个伟大的军事统帅，但身旁却没有一兵一卒。正因为如此，也正如他曾自述的那样，毕其一生，他都注定了是个politischer Einspanner（政治单身汉）。（见第332页）若是从后来的历史进行客观的因果追溯，也许应该说，这已经远不是韦伯的个人悲剧了，以致后来人甚至可以提出一个已经无法假设的历史假设：如果当时的韦伯——或者韦伯理想中的政治家——有机会登上古罗马意义上的独裁官地位，局面将会如何？

蒙森的这幅韦伯政治肖像，无疑会令观者见仁见智，但也有助于对韦伯的政治业绩形成一些基本的客观判断：韦伯对他的国家和德意志民族一往情深，把政治局势所需要的高声呐喊视为一项天职；他毕生都在经验着德国与世界，对政治了如指掌且目光如炬，这使他的政治思考达到了极高的强度；他亲历了欧洲旧秩序的衰落与崩溃，面对那个时代命运攸关的各种政治事件，虽然他的政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自己的时代，他的日常政治经营技能也并不足以支持他的战略推进，但他对现代政治的远见卓识仍在表明，他的头脑至今还是最强大的政治头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