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存在

在革命的谱系中，中国女性革命家堪称世界之最。她们参与革命的广度与深度，对信念的忠贞，克服险恶的勇气和意志力的强悍，在世界革命史中都属罕见。革命与工作的同义反复，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因此，女性解放的诉求内在于参加革命。革命就是工作，工作就是革命，泛革命化导致的泛政治化，意味着革命的超越性价值与生存劳作的水平价值高度统一。从生物需求到精神需求，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延续性到创造性，从革命婚姻、革命家庭、革命工作到革命理想，生命存在的全部现象几乎都可以被革命所修饰。革命既是中国20世纪的历史本质，又是历史现象。从逻辑上讲，革命是一个否定判断：否定父权，否定宗法，否定伦理，否定传统，否定压迫，包括否定革命本身，依然是革命的。当否定逻辑普遍化之后，革命管辖了存在的方方面面，因为革命经验被体验为“航行——大海航行靠舵手”。一个有着两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度，幻想着海洋经验，于是，一个“航行”的世纪就展开了。

正如五百多年前，哥伦布将旧大陆狠狠地甩在身后，他也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当新的地平线出现的时候，他甚至有些沮丧，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原地。革命和冒险相关，革命成了某种公共艺术，而非政治。革命作为希腊式的洞穴外的太阳，无上的理性之光，革命领袖理所当然就是红太阳，这是“道成肉身”的中国革命，革命获得了信仰的属性。

唯物主义者的两难，让神圣与世俗并轨，这是革命的显性运作——即政治——必须解决的问题。革命直抵存在，没有中介及缓冲地带，没有经过争辩、考量、深思熟虑的制度安排以及权力秩序的制定。因此，表征的匮乏导致革命空降人间，革命直面个体，直抵肉身，这本身就具有神学意味。压迫是被召唤的结果，在既定的生活秩序中，人们本不知晓压迫为何物。政治包括反抗，但不等于反抗。而在传统的基础、原则及其运行生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革命作为症状，是社会肌体的生理反应。中国革命启动引擎是从文化——即习俗与生活方式——开始的。撬动习俗的第一支点，就是妇女问题。家庭成了政治发生的第一现场，这就是“娜拉出走”的女性解放命题。在革命赋予生命崇高感之前，革命被大众体验为空间位移。“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受到冲击，不成体统的叛逆儿女向父权开炮了。处在父权制最底层的女儿们，锁在深闺的女儿们，走了出去，去做什么？读书和自由恋爱，或者说读书是为了培养自由恋爱的能力。情欲自主作为个性解放的第一步，是对女人赋权的基础。男人则不同，漫长历史中，他们的情欲架构得到妻妾制度及娼妓制度的支持，尽管前者依然是在家庭伦理的范畴之中。个人自由的传统资源有多稀薄，女性解放的征途就有多艰辛。最基本的天赋自由就是人身自由，这在中国女性解放征途中尤为突出。与人身自由从天而降的西方女性不同，中国女性的解放是从“脚—脚步”开始的。辛亥革命撵走了皇帝，而辛亥革命之于女人，则意味着她们可以放松行走了，这就是孙中山曾一度倡导的“天足运动”。

文化—习俗方阵受到冲击，政治学理论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实，他们更愿意谈论制度方案、权力原则以及客观精神，但中国革命若从女性解放的维度考查，其存在主义意味不可否认。在肉身现场，人的处境、人际关系、家庭、身份确认及再造、微观权力的整饬等方面，革命的汉语思想与某种生命哲学的命题联系在了一起。

爱情、理想、自由、叛逆和革命，如果时间停滞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让所有年轻人蠢蠢欲动、血脉贲张的生命元素，至少在杨沫等三位女性身上，得到了戏剧性的呈现。不管革命的性质如何，革命本身注定让那一代人的青春不朽。因为在生死对决之中，克服死亡恐惧的一方，是为了争取主人的地位，用命押注，赎回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