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启蒙运动晚期对现代科学的热情和对基督教的敌视，也与启蒙运动早期别无二致。启蒙哲人的这种辩证思维也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启蒙联盟里的力量平衡： 新人接踵而来，论战持续不断，于是，批评变得越来越深入广泛，影响越来越深远，态度也越来越强硬而不妥协。在18 世纪前半叶，主要的启蒙哲人都是自然神论者，使用自然法的术语；到18 世纪后半叶，启蒙哲人的领袖们都是无神论者，使用功利计算的语言。在启蒙运动的美学里，随着自然法的式微，新古典主义对美的客观法则的探求让位给主观性和对品味的推崇；在法国尤其明显的是，胆怯而琐碎的政治观念被咄咄逼人的激进主义取而代之。但是，在轰动效应方面，后来者的著作并未超过先驱者。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如果不是在1721 年出版，而是在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问世的1770 年出版，那么与霍尔巴赫的这部唯物主义论著放在一起，就会显得太温良恭俭了，对于已经被文化批判长期锤炼的世界来说，似乎已不足为奇了。

18 世纪欧美的有教养阶层能够接受这些论辩，至少能毫不退缩地阅读这些文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启蒙运动的核心力量周围有越来越多的协助者。启蒙运动有十来个司令，他们的名字应该写进任何一部欧洲思想史。他们身边还有一大批副官。这些副官的著作有些在今天已经没有人去阅读，但是这些人在当时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例如，马布利神父是社会主义的先驱，也是北美独立事业在法国的鼓吹者；让 – 弗朗索瓦·马蒙泰尔是个才能平平的流行喜剧作家，是伏尔泰和达朗贝尔的野心勃勃的门徒，尽管他参与《百科全书》的编撰并倡言宗教宽容，还是被选入法兰西学院，还被选做了皇家史官；夏尔·杜克洛（ Charles Duclos）才华出众，是一个广受尊敬的社会观察家、小说家和史学家；雷纳尔神父从一名教士转变为一个激进的史学家，其大作《欧洲在两个印度的殖民地和商业的哲学与政治史》于1770 年面世，随即遭到查禁，以后又出了几版，每一版都比前一版更激进；加利亚尼神父是那不勒斯的才子，巴黎沙龙里的名流，也是一位严肃的政治经济学家；摩西·门德尔松是莱辛的朋友，与康德有文字之交，也是美学家、认识论学者、犹太人解放的鼓吹者；格里姆男爵通过向君主和贵族兜售新观念而过着优裕的生活，使他能够提供私人新闻服务；路易 – 让 – 玛丽·多邦通是一位杰出的博物学家，与布丰合作多年，其科学贡献被布丰的身影遮蔽；弗赖赫尔·冯·索南费尔兹是一位仁爱的政治经济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因其观念先进而被聘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顾问；尼古拉 – 安托万·布朗热英年早逝，但留下了两部非正统的探讨宗教起源的科学论著，后来由他的朋友霍尔巴赫予以出版。这些人是二流的启蒙哲人。除了思想的生产者外，启蒙运动还有亲兵、攀附者、消费者和销售者。例如，巴黎的艾蒂安 – 诺埃尔·达米拉维尔，与伏尔泰有书信往来并因此享有大名，他还行侠仗义扶危济困，偷运违禁著作，安排剧院里的捧场者。随着这个世纪的展开，这些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影响也与日俱增。在与虔信的基督徒做斗争时，他们似乎无所不在，尤其占据了许多重要职位： 出版社的办公室、政府机构、私人沙龙、重要的大学教席、王室周围，甚至令人敬仰的法兰西学院。到18 世纪70 和80 年代，启蒙哲人的纲领已经变得极其激进，恰在此时他们也在社会上获得了受人尊敬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