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总要有个目标模式

市场呼之欲出

十四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

1992年4月1日晚11点，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代表驻地北京西苑宾馆。时任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房间的电话响了，来电者是江泽民。

在电话中，江泽民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待，也有点着急，请体改委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出建议。”

陈锦华立即做出安排，请刚从上海调任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的楼继伟组织座谈会。

“这是我到国家体改委后做的第一件事。”楼继伟回忆说，他当时约请了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等省的体改委主任召开座谈会，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采用哪种提法更好。

在座谈会上，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易振球认为，从共产党领导到收入分配，再到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与中国的国家性质并不矛盾。楼继伟认为，易振球讲得很好很系统。其看法也获得绝大多数参会者的赞同。

会后，国家体改委将可以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议写成报告，直接呈送江泽民。当时，十四大报告起草组已经拿出第一稿，文中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月30日，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报告第一稿。他强调，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要讲清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再进言

几乎同时，改革者也在通过其他渠道向江泽民进言。4月30日，吴敬琏与其经济学领域的同事——时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周小川、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剑阁和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吴明瑜在多次讨论、修改之后，向江泽民提交了《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的建议》。

在建议书中，吴敬琏等人梳理了十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中提法的演变，并建议在十四大把这一论述提到一个新高度，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概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当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已被广泛接受。但是，吴敬琏认为，这种提法既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依据，也不是现代经济学的通用语言，而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表达方式。而且，这也不能突出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特征。

5月25日，前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正在太原出差。据当时陪同朱镕基出差的李剑阁（后调国家经贸委司长）回忆，下午正开着会，朱镕基接到一个电话，出去了一会儿。晚间散步时，朱镕基告诉李剑阁：“下午就是接到泽民同志的电话，商量能不能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位深知现存经济体制弊端的副总理，积极支持了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