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就提出“平均地权”。国民党执政后也制定过土地改革法案，试图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但终因国家财力不足以偿付地主的经费，政策从未落实。而共产党在数年之间就以暴风骤雨的形势完成了土地的重新分配，改变了农村传统的生产关系，也改变了农村社会的内在权力结构，从而为中共政权奠定了控制广大农村的权力基础。

在晚年的反思中，杜润生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地依法执行，留下了不良影响。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不过，杜润生仍然肯定土地改革，认为这一运动完成了中国在20世纪的历史任务——“重组基层”，“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这对于一个向来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农业大国来说，其意义尤为重大”。

重组基层的一个结果是，民间社会消失了，形成了一种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局面。就像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中共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政府力量从此可以下达农村”。这种超级的动员能力已经埋下了后来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根苗。

二

直到1952年土地革命完成之前，中共一直强调，新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按照新民主主义撰写的《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中，都规定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允许土地买卖，农民拥有买卖、雇佣、借贷、贸易等自由。

参加革命的许多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建设着新民主主义社会，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是很遥远的事，目前最重要的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也说，搞社会主义，是在20年，甚至30年以后，要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以后，要在人民群众都表示同意以后。

1952年秋天，当杜润生进京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时，就抱着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这个新成立的部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不过杜润生和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都认为，当时很多地方刚刚结束土地改革，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发挥小农经济的积极性，互助合作运动需加以引导，不能操切从事。

可是，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进京不久，杜润生与毛泽东的秘书、兼任农工部副部长的陈伯达之间有过一次谈话。陈伯达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需要“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杜润生说，这不成了“劳动营”了？

无意之间，对话者透露了历史的天机，让后来读史者感到惊心动魄。毛泽东就是要以苏联的集体化为榜样，改变私有制，让广大农民成为他可以指挥的“生产大军”，建设一个他所设计的美好新社会。

当时很多人都相信，只有合作化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不过必须经过15年、20年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准备，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毛泽东要提前发动社会主义的改造，这等于取消了新民主主义阶段。

于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注定成为“小脚女人”，因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而屡次遭受批评。

1953年，中国关闭了粮食市场，实行统购统销，农民不能自由买卖粮食。两年后，毛泽东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已经深入社会神经末梢的行政权力发挥了威力，全国96％以上的农民交出自己的私有土地，个体农民的财产合并为不可分割的集体财产，社员不能自由退社，合作社由“干部”进行管理和支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