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了教育学专业的一个女同学在示威游行的过程中被警察逮捕。当时她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但那些全副武装的警察还是踢着她的肚子把她强行拖走。这样的行为让我从他们身上看不出丝毫的人情味，这件事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我开始跟那些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的同学们接触和交谈起来。

对没有什么历史观的我来说，与他们的交谈存在着诸多障碍。我开始阅读一些同学们给我推荐的书籍，其中保罗·弗莱雷的《解放教育学》和《被压迫者教育学》给我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过最终改变我生活方式的书是埃里希·弗洛姆的《论革命》和《占有还是生存》。大学期间，弗莱雷和弗洛姆的著书从知识层面和精神层面不断给予我灵感和启迪，让我的生活方式有了转变的契机。

透过保罗·弗莱雷的思想精华，我意识到了之前从没注意过的诸多问题。真正的教育是要让人们认识到事物的真实面目，并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的压迫，进而引导他们积极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发现很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能认清自身的处境，把本该享受的权利和幸福抛诸脑后。我第一次领悟到，所谓的“意识化”指的就是不甘于接受被奴役的人生，能够认识到只有自己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道理。这是一次让我深思教育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契机，比学习教育的各种方法论和技能还要珍贵。

我在埃里希·弗洛姆的书中看到这么一段话：“只有那些敢于说‘不’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家。”他并没有将“革命”一词的意义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与人生的态度联系了起来。我一向坚信肯定的力量，因为我活到现在靠的就是积极的心态。在痛苦中挣扎的时候，我一直用积极的心态告诉自己：“没关系！我能做到！”但让我惊讶的是，弗洛姆竟然在强调否定的力量。一时间，我觉得眼前一亮，发现自己在坚信肯定力量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中所蕴藏的弊病。

我开始重新辩证地认识否定与肯定的意义。回顾过去，我看到周围因不敢说“不”而浪费自己青春年华的人不在少数，那些陷进游戏、烟酒、赌博等泥潭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敢

说“不”。

通过竞选，我担任了年级主席和专业学生代表，之后又当上了师范学院学生会主席。之前，我认为那些参加游行的学生都是吃饱了撑得，而现在我竟然也站在游行队伍之中，而且成了反对学校政策和全斗焕独裁政权的先锋队队长。我并不属于任何派系，只是不想再做态度不鲜明的“乖顺大学生”。

我的大学时光是在学业、正义、反独裁斗争、人生感悟等诸多内容的混杂中度过的，犹如经历了一场惊风骇浪的洗礼。这时期，我的人生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我认识到，不是人生中的所有问题都能用肯定来解决的，有时候，一定的抵抗是必要的。自此，我开始对“不”的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再一次翻开埃里希·弗洛姆的那本我几乎都要背下来的《论革命》一书，我想在此引用里面我曾经用红笔画出来的一段内容：

“真正具有革命精神的人是敢于说‘不’的人。换句话说，革命者要具备一种抵抗的素质，在他们看来，抵抗或许也是一种美德。他们是独立、自由的，而且热爱生命、善待生命，对生命有着深深的敬畏；他们怀疑并不美好的现实，相信自己所希望的世界一定会到来；他们注重精神上的幸福感和健康感，不会受奴役于任何事物。”

比名誉更重要的是正义，比物质更重要的是价值；比胆怯更需要的是勇气，比妥协更需要的是纯真和热情。我要成为该说“不”时就说“不”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