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使毛泽东和刘少奇成为亲密战友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关头。党内领导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既相一致,又存在一些重要分歧。当时党内认识有“左”的倾向,但主要是右的倾向。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和毛泽东在事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有的是“不谋而合”,有的是“一拍即合”,可谓是心有灵犀,处处相通。两人都认为,民族矛盾虽然上升为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仍然尖锐地存在着。蒋介石虽也举起抗日旗帜,但骨子里的反共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对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党既要坚持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还要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牢牢地抓住这一壮大自己的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遇,只有这样,才能使抗战形势向有利于共产党方面转化。因此,两人在支持全面抗战方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及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等问题上的看法完全一致。刘少奇虽然没有参加洛川会议,但完全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在华北前线,他坚决主张“抓枪杆子”,“撒豆成兵”,建立人民武装,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十分孤立,刘少奇是支持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右倾路线的为数不多的领导人之一。在延安的党中央与王明把持武汉长江局的对峙局面中,刘少奇明确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去华中组建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开辟中原地区的游击战争和华中、江北的根据地,与项英的东南局在皖南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受命不仅重建了新四军军部,而且使新四军在长江南北、淮河两岸有了大发展。刘少奇的这些正确主张和突出表现,使他在党内的影响迅速扩大,也使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与日俱增。这时,毛泽东事实上把刘少奇视为贯彻党在抗战时期正确路线的模范工作者。这对刘少奇随后不久调到中央担当重任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抗战以来,毛泽东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坚持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既使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战场,又使党和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由抗战初期岌岌可危地被困于西北一隅,发展到抗战中期在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根据地上驰骋。到这时,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藐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了。这么好的局面的出现,使全党衷心敬佩毛泽东的领导,也是刘少奇在参与中央核心领导之后拥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现实根据。

刘少奇不仅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在政治上很强,而且是党内既有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又有深厚的理论修养的领导人。

抗战时期,在延安的党中央内,被普遍认为理论水平高的,首推毛泽东,再就是刘少奇和张闻天。在不少干部的心目中,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三杰”。毛泽东在党内理论家的地位,自从他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一系列报告之后,就已牢固地确立。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他作的《新民主主义论》演讲,以及关于整风的三个报告,更进一步证明了他既是党的伟大政治领袖,也是党的伟大理论领袖。刘少奇擅长理论思维早已为党内的人所称道,他的著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实践经验总结的理论色彩甚浓。这个时期,他有几篇文章在党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博得了毛泽东的称赞,也树立起了他的理论家形象。

——一是1939年7月,刘少奇应党的总负责人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之邀,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毛泽东审阅《解放》周刊准备发表的稿样后,认为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很重要,应尽快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