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1905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地取得全国的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03页）

毛泽东这番话与他前面所说的“上山扎寨”的谨慎思路似乎有些矛盾。这是情有可原的，因当时党内普遍存在过“左”的思想，恨不能立马就解放全中国。年轻的毛泽东突然受到感染也发了一席豪语。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了，革命的实践使他认清了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使他脚踏实地地走上了一条漫长的中国革命道路。同时秋收起义的结局更使他豁然清醒，更坚定了他“上山扎寨”的思想。事物的发展有好坏两面，但是最终却向好的方面发展了。

言归正传，让我们立即进入秋收起义的风云吧。

9月初，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以及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在安源的张家湾召开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军事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做出了精密的军事部署，决定兵分三路，进攻长沙。

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自安源进击萍乡、醴陵，与醴陵、株洲的农民暴动相配合，向长沙取包围形势。

第二路以平东工农义勇队和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主力，编为第一团，自修水进击平江，发动平江农民暴动，待夺取平江后，再对长沙发起进攻。

第三路以浏阳农民义勇队及一部分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战士为主力，编为第三团，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发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进逼长沙。

三路兵马紧密配合，待各自得手后，再进攻长沙。

安源会议一完，毛泽东又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直奔铜鼓县城。进到浏阳和铜鼓边界和张家坊，他不幸而落入团防军之手。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而且差一点一代兵法大师就遭遇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厄运，但是凭借他的机智、果敢以及命运之神的厚爱，他终于化险为夷，逃出了虎口。

多年以后，他还生动详细地对斯诺回忆了这段历险记：

“当我正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了。他率先命令农军与铁路工人首先破坏粤汉铁路，切断敌方的交通线；同时又命令驻修水的第一团向平江方向运动。11日，其他起义部队也分头从铜鼓、安源出发，向敌人展开攻击。一开始，起义军一度占领了醴陵、浏阳等县城和一些集镇，但很快就遭到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军的抵抗。一团失利。团长钟文璋弃部出走；二团溃散，团长王兴亚下落不明；三团在进攻东门时受挫；四团突然哗变，团长邱国轩成了革命的叛徒，反戈向一团袭击，一时间“竟至溃不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