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仍处于巨大转型的阶段。岛屿已经朝向民主化与本土化启航，但路程仍然颠簸，方向尚未确定。毕竟，在1991年时，还有校园白色恐怖事件的独台会案，“国会”还没全面改选，“总统”还没确定直选。而关于社会经济的改革之路，更是一片混沌。

那也正是我的大学时期。过去“党国体系”灌输的旧价值观与世界观正逐渐崩塌，我焦急且焦虑地大量追求知识，面对各种新价值观的冲击，并寻找理解台湾和世界的新姿势。从研读老马新马到台湾史，从阅读进行式的《岛屿边缘》、《当代》杂志，到在唐山书店搜罗我错过的《南方》、《人间》等杂志。

此外，各种政治文化评论不断涌现，以试图探照这个黑暗与光明交错的时代。这些评论者中，对我影响最深就是杨照。

彼时杨照刚开始逐渐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1991年出版第一本评论集《流离观点》，然后在一两年内接连出版《异议笔记》、《临界点上的思索》等评论文集，明确高举“本土左派世界观”的旗帜——而这正是当时我们这些反叛青年试图思索建立的价值方向。而他的小说《大爱》和刘大任的《浮游群落》、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所描绘的理想主义青年形象深深震动了我。刚在《人间》副刊开始连载的散文《迷路的诗》，则被我一篇篇小心翼翼地剪下来（我那时是剪报收集狂）。

那是台湾文化评论的美好时光。报纸提供了重要空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秀贤、刘克襄主编的《自立早报》副刊），且有许多思想评论性杂志，为台湾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杨照一步步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文化评论写作者，而我毕业、出国念博士、开始写作，不自觉地仿佛跟着杨照的脚步（中间一度与他在《新新闻》共事，他是总编辑）。然而，当我们两个以不同的步伐往前走，这个时代所有坚固的东西似乎逐渐烟消云散。

随着形式民主取代威权压迫，随着全球化与市场化成为政治压抑之后的王道，台湾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丰盛的公共论述领域逐渐萎缩，许多新价值尚未广为传递就被扭曲，尚未深化就被遗忘。例如本土这个价值观，一派将其无限神圣化，另一派将其彻底妖魔化。又例如前几年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严重误用与误解。当然，还有更多公共价值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在现实的实践意义，一如杨照这本书提到理解开放社会的一百个关键词。

事实上，台湾公民社会早已日益成熟，只是常被囚禁在媒体与政治的荒谬困局中。一方面政治人物对口号与选举比论述和政策更有兴趣，且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野合不论两党都一样紧密。另一方面媒体的新闻报道党派化、琐碎化与八卦化，电视上高谈阔论的谈话头（talking heads）以为仿佛他们真的代表民意。尤其，在这个追求轻薄短小的时代，深度评论与报道仿佛成为毒药，只有新兴的个人博客和另类网络媒体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民主化走了二十年，我们的公共论述领域在成熟之前就已经面临瓦解危机，且我们依旧在价值观的崩塌与重建中徘徊。

而这二十年来，杨照始终是一个勤劳且负有使命感的评论者；二十年来，我也从一个他的读者走上与他近似的评论写作者之路，虽然我们的取径有所不同，虽然他始终走得太前面。但无论如何，从《流离观点》到这本《故事照亮未来》，我在他的文字中学习到如何透过书写去试图让我们所学的学院知识更公共化，让我们的书写作为武器去对抗时代的衰微，并希望为台湾公共领域的重建扮演一点小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