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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3)

民国大学 作者:陈平原 谢泳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日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来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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