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征地拆迁等补偿性支出大幅提高，城市化成本抬升。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价值大幅上升，农民权利意识觉醒，加上一些地区的城镇用地逐步从新增转向存量用地，征地拆迁成本快速提高，被征地农民和拆迁居民补偿占出让收入的比例显著上升。

2008年—2011年，征地拆迁补偿、失地农民补助和企业安置费以及土地出让业务费等补偿性支出占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的比重从47.0%提高到55.39%。尤其是2012年，征地拆迁相关费用占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的比重达到60.2%。目前和今后阶段，政府沿用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采取原用途补偿已很难实施征地，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告别低价补偿征地的低成本时代。

（四）稀缺土地资源的不集约、不节约利用。一是城市外延扩张和蔓延。2000年—2011年，全国城市建成区总面积从22439平方公里增加到43603平方公里，年均增长率为6.225%。2000年—2010年，城市市区人口平均增幅为35.31%，建成区土地面积增幅为99.29%，建成区土地面积增速远超人口增速。二是土地利用粗放。全国工矿仓储用地占建设用地供应的比重多年连续超过40%，挤占居住和生活用地，工业项目用地容积率仅0.3～0.6。三是城市用地非市场配置，形成大广场、大马路、大办公楼等形象工程。四是不同类型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占用大量土地，但由于处于法外之地，被低端利用。五是农村建设用地占用过大，村庄居民点用地达17万平方公里。

（五）占用大量优质耕地，危及国家粮食安全。上一轮沿海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导致耕地大量流失，1996年—2008年，耕地面积净减少831.71万公顷。传统的“南粮北运”已经变为“北粮南运”。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粮食供给基本上依靠北方，全国31个省市区中，13个粮食主产区已有一半调不出粮食，7个主销区有5个在南方。

随着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加速，优质耕地被占用的趋势还在蔓延，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工业化城镇化用地模式，我国的粮食供求格局还会发生进一步逆转，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威胁不可小觑。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发展模式高度依赖土地的推动。高投入、高消耗的要素投入方式主要表现为土地的宽供应和高耗费；地方政府的竞争主要是依托于土地的招商引资；高速的工业化依赖于扭曲价格的低成本土地供应；快速的城镇化依托于政府独家垄断下的土地资本化。

要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土地利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