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是一个独特的美国人，有其独特的经历与独特的风格。

他经常在嘴边挂着三句关于中国的话：

“我爱美国，也爱中国。”

“与其说我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

他出生在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里，能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他熟读中国经史百家的国粹，在美国人当中，算是一个罕见的中国通了。

他11岁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由于受家庭的宗教氛围影响，后来进了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1902年，他在神学院毕业后，被封立为牧师，奉派在华盛顿的第一长老会堂。两年后，在与其表妹艾琳女士结婚后，受南长老会派遣来中国做传教士，这年他26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司徒雷登应美国合众国际通讯社的邀请，担任驻南京的特约记者，开始留意和收集有关南京政府的有关情况，每日发出电讯，报告中国政局的发展，并且由此得以结识孙中山、蔡孑民、王儒堂等政界人物。1915年因家事留美期间，曾应威尔逊总统邀请到白宫汇报中国的情况。由此开始，他与美国政府有了接触。1918年底，他受教会的派遣到北京筹办燕京大学，1919年1月31日被任命为燕京大学校长。

客观地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因为在中国倾注了大量心血创办燕京大学而蜚声海内外。办校的经费，是他亲自奔波在中国、美国，向政要、军阀、富豪、金融家、企业巨头等人物募集来的。他看中了北京西部海淀的一片土地做校址时，就亲自跑到西安去找这块地的业主陕西督军陈树藩，经过讨价还价，只花了6万块光洋就买下了海淀的200多亩土地。有一次，他去找军阀孙传芳。孙传芳不知这个洋人的来意，只给了他100块钱，后来得知他是要办学校，就派人送去2万块。他还设法从美国铝业大王霍尔的教育基金、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教育津贴中搞到了办校的资金。为提高教学质量，他请来执教的都是海内外有名的教授，而且给他们以很高的待遇。他把学校环境办得很中国化：宫殿式的教学大楼，庙宇式的大学校门，宝塔式的校用水塔，校园内还有亭阁、古钟、石碑等园林建筑。他还要求学生们熟读孔孟之学问。

他对师生十分关心。对师生，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每聘到一位新教师，他总是先请到家里款待一番，体贴入微，使新教师一入校就感到校长的亲切和温暖。他吩咐学校的注册处，对各班比较突出的学生以及学生会领袖的名单和他们的情况，都要向他汇报，并在百忙中总要抽空去找他们或请他们到家里谈心，使得学生“觉得他是兼有了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刊物《燕大友声》曾这样描述过他：“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孩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了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信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九一八事变”时，他不但在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大会上慷慨陈词，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还曾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和学生们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他也蹲过日本人的监狱。

由于其声誉日高，1933年罗斯福就任新总统后曾召见他，咨询中国问题，并想了解除了战争之外，美国怎样才能阻止日本人侵占中国。

在当时，中国人并不简单地将他看成美国哥老会派来的传教士，而是将他作为一个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的教育家来看待的，在素有尊师传统的中国，人们对他献身教育的敬业精神，就更多了一分尊敬。而美国政府又把他当做熟悉中国社会，并与中国社会各阶层有着广泛联系的“中国通”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