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说：“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在我看来，人性并不疯狂，真正难以计量的不是“人性的疯狂”，而是“意义的疯狂”。一群人为了抢救几张领袖的照片不惜被淹死，这不是人性的疯狂，而是意义的疯狂。纳粹屠杀犹太人，胡图族屠杀图西族，关东大地震时日本人杀朝鲜人，这些都不是人性的疯狂，而是意义的疯狂。能让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孩子而去杀死另一个孩子的，是意义，不是人性。

相较于用善恶来定义人性，我更愿意采用非道德化的欲望和恐惧。人性不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它包裹的不是善恶，而是合乎自然的欲望和恐惧。善恶是“人义”层面的问题，这种道德激情或意义激情使人可以重新定义一切欲望和恐惧。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被杀，会有恻隐之心。这是人性。但如果死者被注入意义，比如他是“人民公敌”、“叛徒”、“臭虫”，他就变得“死有余辜”了。这是意义。

我在书中提到了石原莞尔、菱沼五郎对杀人的理解，显然这不是人性论所能解释的。事实上，当我们以善恶来区分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在对人性赋予意义，即回到了“人义”的层面。同样是杀人，为什么我们言之凿凿的罪恶，在石原莞尔和菱沼五郎等人看来却是一种为人类或国家做出的“牺牲”？这不是因为人性，而是因为自我意义的设定，即“人义”。

好的观念将人带上康庄大道，坏的观念让人万劫不复。当一个国家被一种坏的观念所笼罩，这个国家也就开始了它的灭顶之灾。日本当年就是这样一步步从明治维新滑向“一亿总玉碎”之疯狂的。在这里，“意义猛于虎”。许多人受意义的激情驱使，像弗兰肯斯坦一样生产了意义的怪人，最终又被意义吞没。一个人最终选择自杀，也是因为他不能很好地控制他所生产的意义，而导致自噬。

1943年，日本政府曾经发表报告，将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粉饰为一种人道主义介入：“我大和民族现今正流着‘血’，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达成我们在世界史的使命。为实现亚洲十亿人民的解放，更为维持我们在大东亚共荣圈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把大和民族的血植入这些‘土壤’。”而日本的宗教领袖甚至也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慈悲战争”。他们要么隐藏了人性中的欲望，要么活在“人义”的乌托邦里不能自拔。

鉴于日本当局和日本社会对侵华战争的种种掩饰，詹姆斯·道斯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的战争不是发生在中国的战场上，而是发生在两国的记忆领域。而这场战争注定持久，甚至可能从历史烧进现实。

究竟要从历史问题入手解决现实问题，还是要从现实问题入手解决历史问题，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回到人的境遇本身。生而为人，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一个中国人或一个日本人。我们都会计较现实中的利益，那就应该就事论事地考虑双方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