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早稻田大学的女生加藤千晴来别馆找我，她要带我去国际交流基金会报到。基金会接待我的是野口裕子，她曾在上海三年，中文说得很好。她的上司曾在法国工作过几年，过来和我用法语简单聊了会儿。

与野口在酒菜屋吃完午饭，我回东大驹场校区旁听阿古智子的课。智子是我在东京大学的研究搭档。她这节课和学生们讨论的是信任和社会资本的问题，由刘春晖给我做翻译。自由发言时我谈到信任固然是好，但不信任也并非都是坏事。套用尼布尔的话，人有恶的倾向，所以不信任成为必要；人有善的倾向，所以信任成为可能。而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梭罗的公民不服从主张也是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防止人性中恶的倾向。同样，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适当的不信任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信任一个人是需要成本的。打个比方，隔壁老王让一位朋友给他买速效救心丸，结果这位朋友满脑子都是单位评职称的事，忘了买药。这时候老王不光是错失了找其他人救自己的机会，甚至可能连命都搭上了。

晚上和智子、张成、刘春晖一起吃饭，智子请客。终日阴雨绵绵。昨天从家里误带了女儿粉红色的天堂伞，不好意思撑开，于是换了智子手里的长伞。我的性别观念太强，撑开白色塑料伞的那一刻，我如释重负。

张成和刘春晖分别是一桥和东大的在读博士生。席间，我简单谈了几点有关中国精英的看法。我说精英既是动力也是刹车，20世纪中国最大的悲剧就在于逐渐消灭了各行各业的精英。而中国是否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仍取决于精英的质量与数量。当我谈到对汪精卫的历史评价问题比较感兴趣时，智子向我推荐了早稻田大学的刘杰教授。

谈到中国问题时，张成显得年轻、淳朴、涉世不深。他问了一连串问题，比如为什么某某领导人上台后不想着留下点好东西，为什么下属一定要听上司的……

刘春晖在国内做过日语老师，却总是谦卑地称我“老师”。他谈到自己正在做关于石桥湛山（1884-1973）的博士论文，这提醒了我。石桥湛山是著名的评论家，曾主持《东洋经济新报》，战前以“小日本主义”反对对外扩张的“大日本主义”，并在战后出任日本第55任首相。我隐约感到自己在日本的寻访势必围绕着石桥湛山和他的“小日本主义”展开，这是一个能与胡适媲美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上苍有意，让我在来日本后的第二天找到了一种奇妙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