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种大战略运用之下，英国遂认为三国同盟代表一群爱好和平和已满足的国家，而法俄两国则是国际政治中的捣乱鬼。但俾斯麦又知道英国并不善良，他指出：“仅凭良好的行为来争取英国的友谊，那是过分天真的想法，英国人吃硬不吃软。”当英国自由党领袖格莱斯东（William Gleistone）执政时，对德国态度颇不友善，于是俾斯麦立即还以颜色。他突然一改常态，在东非洲一口气吞并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所有欧洲国家都吓了一跳。结果英国人马上前倨而后恭，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也许俾斯麦在东非洲寻求殖民地的政策还另有深意（那个地区几乎毫无经济价值）。因为德国太子菲特烈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女婿，将来承继大统，则德国也许会有过分亲英而影响德俄友谊的危险。为未雨绸缪起见，俾斯麦可能希望在英德之间保留若干摩擦以作牵制。

以后当英国保守党再度执政时，俾斯麦曾提出缔结英德同盟的建议，他指出这样可使欧洲永保和平，因为面对英德同盟，法国决不敢挑战；而若无法国援助，俄国也决不敢攻击英国。英国外相沙里斯布雷（Lord Robert Salisbury）回答说，他个人深表赞同，但害怕国会通不过。虽然英德同盟未能建立，但在俾斯麦执政期中，英德关系仍继续相当亲善，而由于有英国的牵制，俄国对德国的合作也一直都很重视。

俾斯麦的大战略运用看起来真是非常复杂，但基本原则却极为简单。他只有两大目标：（1）确保德国的安全；（2）维持欧洲的和平。而此二者又互为因果：必须维持欧洲和平始能确保德国安全。俾斯麦所用的手段虽极有弹性，但基本原则始终不变。作为一位大战略家，其最伟大而不可及的成就也许就是以此为基础。西方史学家对于俾斯麦曾有很多评论，现在择要摘录如下：

英国史学家南格尔（W. J. Langer）在所著《帝国主义的外交》（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一书中指出：“以德奥同盟为枢轴，这位伟大的德国首相在其执政的最后十年中，巩固了其完整的外交战线。俄罗斯熊和不列颠狮都与德意志鹰合作无间，被孤立的只有高卢雄鸡。”

19世纪80年代是俾斯麦外交的全盛期，当时他被人尊称为“欧洲的宰相”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外交档案公开发表，英国史学家古奇（G. P. Gooch）在核对了这些资料之后，曾作断语如下：“自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麦实为欧洲和平的支柱。”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1968年也曾撰文评论俾斯麦（“The White Revolutionary：Reflections on Bismarck”）。他指出：“俾斯麦相信外交政策不能以感情为基础，而必须有冷静的计算。”他又综合评论说：“俾斯麦虽在现状中寻找他的机会，但却从未来的想象中抽取其灵感。”

1888年，91岁的威廉一世逝世，他的儿子菲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继位三个月后也随之逝世，于是其29岁的孙子做了德意志皇帝兼普鲁士国王，并上尊号为威廉二世。这位少不更事的小皇帝不久就和那位老臣发生冲突1890年3月，俾斯麦被免职。威廉二世向继任的首相说：“外交并不神秘，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在他亲自接管外交之后。没过多久的时间就把俾斯麦30年来所辛苦建立起来的国家安全基础完全破坏。德国终于变得孤立无援，四面楚歌，而最后不免走向败亡的途径。

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俾斯麦对后世的贡献是身教而非言教。他并未写出任何有系统的战略理论著作，他的战略思想是用“立功”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不过，他所曾说过的若干至理名言，虽然对其全部思想而言，只是一鳞半爪，但其中所含蓄的高度智慧，仍然值得回味和深思。若采取传统的定义，俾斯麦也许不能算是战略家，但从现代战略思想的观点来衡量，则俾斯麦实为大战略家（grand strategist）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