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卡纳事件最终还是以妥协解决。事实上在代议制民主条件下这也是“阶级斗争”的通常结局，马里卡纳流了那么多的血，应该是个例外。但是人们总是有平等诉求的。南非的贫富悬殊起源于种族隔离时代，谈不上起点平等，后来的“蜜蜂法”也有掌勺者私占大饭锅之嫌，规则不尽公平。那怎么办呢？

人为“拉平”等于搞普遍清算，不仅大动荡的代价社会难以承受，而且从津巴布韦“革命”的实际效果看，南非人民对此也不敢恭维。那么通过税收-福利的“二次分配”来进行平等化的调节，就是民主社会里并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所当然的结局了。

姆贝基时期的非国大政府，由于在鼓励投资、开放市场、维护产权和财政-货币政策方面的谨慎政策（不搞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被南非共等左派攻击为“新自由主义”。但如果从分配方面看，这届政府其实还是非常左的。正是在姆贝基时期，南非出现了由“负高福利”向“正高福利”的急剧转型。

我以前曾提到阿非利卡白人统治的南非有“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种族社会主义”特征，单就白人而言那是个几乎类同北欧的高福利体制，尤其是“穷白人”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黑人则处于“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境地。由于初始分配就是黑贫白富，二次分配又是白人锦上添花，黑人“有雪无炭”，这种“福利”在宏观上就成了一种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平等的反向调解，我称之为“负福利”。民主国家只有高福利和低福利之分，是不可能有“负福利”的。但是旧南非和我国这样的体制下“负福利”就是个严重问题。

改变负福利的方式有渐进和激进之别。渐进方式是通过逐渐增加最下层的福利而控制上层的福利，减少反向调节的力度，或者说是从“负高”变成“负低”，逐渐变成“零福利”（不一定是无福利，但福利分配与初始分配同比例给予，不平等既未增加也未减少，调节效果近于零），再进一步变成正福利，这时才有西方意义上的高福利和低福利之别了。我国这些年的福利改革正处于零福利前的渐变过程。我曾以某省的医疗改革为例：过去最底层的农民完全自费看病，一般国家职工比农民初始收入就高，却还有基本水平的公费医疗，而高官初始收入更高，又享有无限制全额公费医疗，这就是“负高福利”，现在农民有了“新农合”，比职工医疗保险水平仍低，比高官的医疗待遇更低，但总是有胜于无，与过去相比，就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仍然是“负”，但负得少了，离零福利的临界点近了，这还是进步，也可以说是渐进吧。

这种状况也相当于旧南非在种族隔离末期的情况。当时由于黑人的抗争、国际的压力和白人开明力量的推动，南非的福利也由白人专享变成在覆盖白人的基础上也向黑人渗透。到1980年代中期，南非社会总支出（即国家财政的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的约40％被用于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白人，而43％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白人还是占很大便宜，不过黑人也多少有了点，也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了。

但是1994年以后，南非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曼德拉-姆贝基时代虽然没有像津巴布韦那样从产权和初始分配上剥夺白人，但二次分配的变化却很激进。南非的福利体制一下子就由向白人倾斜变成明显向黑人倾斜。到1990年代后期，社会支出用于黑人的比重从43%上升到80%，而用于白人的则从40%急降为不到10%。这等于把原来白人中实行的那套福利移用到黑人上，原先白人锦上添花，黑人“有雪无炭”，现在黑人得到雪中送炭，白人却“有锦无花”了，南非从“负福利”不经临界点直接进入了正福利，而且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应该说是高福利。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剧烈。而这个变化，事实上在姆贝基时代已经完成，所谓“民粹主义”的祖马上台后也没有再做多少。